侯伯宇先生去世了。先生在时我们私下里基本称他作老侯，他本人也知道。他现在不在了，我就称他作先生以表达我心底里对先生从来都是的敬仰。

我是90年去先生那里做研究生的，同先生一起基本有九年的时间。过去大家说起先生，总说他除了学问不会谈别的事情。但我做研究生时，他渐渐的老了，我们又朝夕相处，有时他也会偶尔谈点历史。

先生的父亲是黄埔一期的侯镜如先生，晚年曾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所知道的侯老先生当然是历史书里说的那段辽沈战役的事情，侯镜如带领着国民党部队欲夹击林彪的部队。先生有次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我是诧异的。侯老先生后来去世时国家最后承认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是盖党旗的，他对新中国对党的贡献也得到了承认。

侯老先生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解放后住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侯老先生一家和杜聿明一家分住东西厢房。有此杜先生的太太来找侯老太太，提到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访问要看他们。侯家不是有两位公子是学物理的吗，希望能接待一下杨先生。侯伯宇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竟然跑到机场去了。当然后果是严重的，他们被扣上了某种罪名，勒令以后不许再以任何理由去见杨先生。后来尽管杨先生多次探望杜先生，他可能不知道，每次侯家的两位公子都是伏在东厢房的窗户后面默默的看着他。侯伯宇先生有次很得意，神情很天真的说，尽管改革开放后他很早就去美国访问，后来甚至受杨振宁先生邀请去石溪的杨研究所访问几个月的时间，也和杨先生有多次接触。但是：“我任何时间和杨先生在一起，总有别的人在场。”

侯伯宇先生一贯是支持学生的自身发展的，所以我的每一次工作位置和进步都离不开他真正无私的支持。博士毕业后先生建议我去申请省里的奖项，并说自己可以不参与，以年轻人为主。我提到都是合作的工作，而且他的参与会提高成功的机率，他说那就放他在最后一名。当时由于经济基金等各方面原因，学术交流并不频繁。我们地处西北，申请奖项首先连评审专家都难找，而且先生的一贯做法是深入型的研究，文章的数量并不多。先生说他去联系马中骐，葛墨林等老师。这些老师最后都写了很好的评语，支持我们成功申请到省里的二等奖，而我刚博士毕业就作为第一获奖人。这些写推荐信的老师实际当时并不认识我，可能只是侯先生的原因就支持了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我98年去韩国开会碰到葛墨林老师，提到感谢他推荐我们申请奖项，他才知道我这个人。而前些天马中骐老师来中科院物理所作报告讲他和杨振宁先生最近的工作，我也才有机会当面感谢他十几年前的推荐和支持。99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作学振研究员也是先生联系的蒲富恪老师写的推荐信，我自己也没有见过蒲老师，而且永远见不到了，因为我在日本时蒲先生就去世了。

我知道先生是严谨的，他虽然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去请求别人帮助，但他会因为学生而这样做。我05年左右想回国申请百人计划，他辗转知道后自己就去找了孙昌璞老师。孙昌璞老师后来告诉我，他想不到侯老师这么严肃、严谨寡言的人会如此热情的推荐学生。所以他很重视就让人联系我，而我当时已通过了物理所的答辩，所以也蛮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去世前我有幸在医院见了侯先生一面，他病了，他太瘦了，他太累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他没力气说话，只是示意知道我来了。他出生于战乱，青年上学时碰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年上研究生时碰到文革。每一次他都没有置身事外，每一次他都属于那些不幸者，被浪费了时间和被牺牲者。等到他可以安心做学问时，他已经50岁了。他老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又碰到了子孙的不幸。现在他走了，他也可以安息了。那我们就希望他安息吧。上天，你就让他安息吧！

2010年10月15日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