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不注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留给中国近代工业的苦果，是它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体表现是其运行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现过两次由资本输出国变换而引起的殖民工业流向的变换。
　　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近代殖民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并掠夺原料。《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
　　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加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八年抗战期间，南方工业急剧衰落。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给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也必须指出，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除了极其有限的进步因素外，这种殖民经济对中国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一是它的每次变动都是以牺牲中国民族经济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则视民族资本与输入资本的冲突程度而定，而不管中国民族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二是由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育过程，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仅如此，更糟糕的还在于，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
　　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及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这说明，近代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工业不改造为我们民族的生产力则不能利用。形成民族生产力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民族的市场相结合。不然，这种经济就不能围绕着民族的目标和利益运转。
　　中国真正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民族化的进程始于1949年。1949年新中国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并使之转入民族经济的轨道。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
　　我们可以看出，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于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重庆、成都、渡口、自贡、贵阳、西安、兰州等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
　　在此阶段的大规模西进开发浪潮中，曾经唤发出中国人极大的热情：探矿、开矿、农垦、办厂。大批青年从沿海奔赴中国的西部地区，献出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光。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中国经济便开始其民族化进程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探索过程至今尚未完结。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理图就会发现：各主要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英、美的经济历程是如此。而那些工业长期集中于沿海而又依赖于沿海的国家，恰恰都是落后国家。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都是建立在国内民族生产力(包括引入国外的并经民族化的技术生产力)之上的经济战略。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更应当首先采用大规模对外开放以有限地形成我们的民族市场机制；第二步再用有限开放的方式，保护和全力扶持国内工业生产力和民族市场，并在其中发育自己的商品经济和民族生产力；等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到相当程度后，我们才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英、美的经济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都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衰弱的。这个历史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世界主义”和“全球化”似乎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思潮。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把“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肯定为现今人类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在这种普遍联合的经济体系中，各经济大国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剥削并未减少，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越积越多。这一切都警告我们：世界主义的前提是独立的民族生产力，全球化的基础是民族化。世界经济的联合只能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联合。没有实力，在当今世界就无发言权。
　　实力最初只能根植于民族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内地和西部地区。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因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达到足以称霸世界时，他们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与英国的经济史几乎一样。
　　显然，民族市场的存在与开发，对于落后国家的振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拿破仑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进军埃及力图扼住英国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并以此打击英国。同时，他又用大陆封锁政策扶持和保护法国民族生产力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面对东西部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却以“梯度理论”、“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及“经济全球化”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轻率。过多地向外人让与民族市场，可以带来表面繁荣，但将弱化一个民族自身的生产机能。东方中国市场，犹如植树土地，外人在这里植果树，得到的是植树能力，我们得到的则是昙花一现的果子，这绝非长久之计。正确的方法应是，尽量少地让与，尽量多地学习：在让与“植树”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学到“植树”技能，从而形成自己的“植树”能力。会种植果树，就不愁没有果实。但是，种树需要空间，对经济而言，这个空间就是市场，如果我们把空间让与完了，我们就所剩无几了。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
　　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大规模地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倍加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西部市场，用它来孕育我们的民族生产力。因此，我们应当抛弃所谓21世纪“世界主义”的虚幻，把战略切实地转向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生产力上来。没有民族生产力，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的自尊和尊严以及中华民族新世纪的伟大复兴都将是空话。

　  （本章的主要观点曾发表在《中国国情国力》1992年第5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