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曾专门讲过东堂子胡同6号院，就是这篇《这栋神秘的胡同旧宅，房主与我们每人都息息相关！到底咋回事》。讲的是那个神秘的西洋楼，背后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伍连德的历史故事。这个西洋楼的设计者，就是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

华南圭到底什么来头？上回留了个悬念。今天就把这悬念解开。

解这个悬念，就要讲到另一条胡同——协和胡同。

协和胡同与东堂子胡同挨着。胡同很短，其实就是连接东堂子胡同与外交部街的一个巷道。今天走马观花地转一下，感觉也没多少看头。院落杂乱，也没什么大院，巷子拐来拐去的，也不怎么规整。

但惟一特殊的建筑出现在胡同北端。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就发现这建筑很奇特，楼顶两个窗户，就像两只大眼睛。从巷子里拍，也就只能拍到楼顶，就随手拍下了几张：

后来我才看到一份介绍协和胡同的资料，其中就有提到这个建筑。

在资料中，对建筑的介绍是这样的：“协和胡同6号住宅，1930年建，坐北朝南，一层离地面1.5米，有半地下室，设平合式外廊，围以木栏杆。三层窗户间中为矩形，两侧为椭圆形。屋顶为双折式，折线内为三层。屋顶上坡为仰瓦灰梗，下层为瓦楞贴。北侧有烟筒，用女儿墙掩饰。”

我这才知道，这座德式建筑敢情就是华南圭的家。

建筑设计师就是建筑设计师，自己的家果然设计的与众不同。

按资料记载，虽然这楼是华南圭所建，可是他实际居住于此的时间并不长。据猜测，大概也就10来年，这处院子就变了主人。华南圭实际上居住的，还是主要在“无量大人胡同”早期建造的宅子里。

这个“无量大人胡同”怎么回事，位于何处，又与今天的城市建设有什么重要关联，还是要留到下回分解。

今天集中精力讲华南圭本人。

华南圭与“新城市”

大家都知道梁思成，也都知道建国初曾经有个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个方案未能得到采纳，为今天北京规划的种种弊病埋下祸端。

其实，当初北京城规划之争中，华南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由于社会各界对于当年规划之争的过程说法不完全一致，所以，最近，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又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就当年争议再次做了讲述。

她的说法大概如下：

“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在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当时多数专家的意见是在西郊五棵松建成“新城市”。而梁思成的提议不同，他是提议规划成“行政中心”。这里说的行政中心，都是指中央政府而非北京市政府。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华南圭作为代表，再提西郊“新城市”方案，并规划了道路网、工商区、住宅区、文教区、公共建筑、行政机关、公园、剧场和地下车道等。

次月，苏联专家提议在旧城设立中央行政区。作为回应，1950年初，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梁陈方案”，建议在三里河一带建行政区和干部住宅区。与此同时，早先的西郊“新城市”计划也莫名其妙地淡出了公众视野。

最终结果今天我们都已清楚，苏联意志占了上风，既没了“新城市”计划，也没有新“行政中心”，一切都围绕旧城展开了。

关于华南圭等人提出的新城市规划（而非中央行政区），目前通过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愈来愈发现其价值所在。

2014年的《新京报》，曾经专访过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著有《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朱涛说，他通过查阅史料，发现日本在占领北平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新城市规划。该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当于重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南北一个中轴线，对称的。它的规划思想和‘梁陈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完整地保护旧城，修一个新城。只不过他们当时修新城的目的是给日本的侨民来居住。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不是一个中央行政区，有商业，有居住等。它很清楚地表现出对北京城城市格局的尊重。”

朱涛说，“1949年5月，解放军进京，有个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筹备座谈会，反而是梁思成在会上大批日本人的规划，认为一无是处，梁思成利用现代主义的思想，认为城市街口不够大等等，但是现在来看，他批的那些都是好城市应当具有的特点。但是梁思成没有推翻这个规划，而是接受了共产党委托他完善日本人这个规划的任务。然后华南圭先生也是赞成接受这个规划。”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批判梁思成过于民族主义之嫌，但朱涛也说了，“在中国建筑界谈梁思成就有点像在中国政治界谈曾经的最高领袖一样，他成了一个特别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代宗师的形象”，他的主张，还是要回到“理性分析历史”上。

这下扯的有点远了，旧时的学术之争，今天又演变出新的学术之争，想扯都扯不清楚了。估计网友也该有骂卖国的，也有提出向日本的规划理念学习的。

其实，我的意思，只是想通过这些史实与观点，让大家看到华南圭其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作为与理念。

那华南圭在当时怎么能参与到这么高层的讨论中来呢？其时，他是受北京市政府之邀，担任着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后又任顾问，直至1961年去世。

华南圭与今天的城市

得倒过来讲一下，华南圭怎么走到建筑和城市规划这个行当中来的。他出生于1876年，后考取秀才，进江苏高等学堂，学习了法文。后入京师大学堂，1904年初官派到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908年取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曾在法国大北铁路实习两年，1910年回国。

他回国之后，以至到他参与了建国初期北京规划的过程中，提议或参与了很多重要级工程，都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仅列举几例：

1914年起，协助朱启钤（朱启钤与赵堂子胡同的故事，日后会讲到）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这是北京第一个公园；

1920年至1922年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24年至1928年再次担任；

1928年7月至1929年9月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期间，他的理念是“还城于民”。1928年，在他主导下，陆续开放了颐和园、景山，并率先致信北平市市长要求对中南海予以保护。在各方努力下，1928年12月，中南海董事会正式成立，次年五月，这座昔日的皇家禁苑向正式公众开放。

华南圭对北京水系建设极为关注。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期间，曾做出“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及“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提出整治永定河和修建官厅水库。建国后，又力主开通京密运河及修建密云水库。

……

2012年，北京遭遇了一场“7·21”大暴雨，导致79人死亡。事后，媒体对于城市防洪多有反思。此时我还在《中国周刊》任职，安排记者专门做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叫《华南圭：人是城的尺度》，讲他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水系治理思想，以及后来城市发展怎样抹平了他的痕迹。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标题？因为1928年华南圭就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时，他说，上个月众多要员名流汇聚京城，不乏他的老朋友，其中有人就问他有什么条陈要上报，他先说“有”，又说“没有”，又说“有而无、无而有”。朋友不解其意，他解释道，“予之条陈只一字，即人字是也。得人则无所用其条陈而事无不举，不得人则虽有旋乾转坤之良策，适足召祸国害民之恶果。”

……

只可惜，这样一位人物，并没有像梁思成那样，进入更多公众的视野。这正像他的那栋洋房——协和胡同6号院，默默无闻地呆在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今天，协和胡同6号院已被列入北京市政府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物，予以保护和修复。相比之下，华南圭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祖宅却是另一种命运。

“无量大人胡同”的故事，以及它的命运，以及所涉及的北京城的变迁，我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