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能追逐媒体。这是因为媒体需要的是没有缺点的神而不是人，结果那些飞蛾扑火般闯进镜头的“大师”们往往在“神坛”上被生生烤——现在流行说“晒”——死。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况且，学术是国家精神的“定海神针”，而学者要是不甘寂寞为个人名利上蹿下跳，那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翻江倒海。法国历史作家托克维尔通过法国大革命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

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改革。今天我们一些学者很像法国大革命前某些要“攻坚”的“雅各宾”政客们，总是以是非而不以经验看待问题，事来了总是往极端处推，结果激进的革命和激进的学者以激进的方式结束：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最激进学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场激进的革命由保守的拿破仑•波拿巴皇帝来收尾。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如果中国要避免法国大革命的负面结局，中国学者要避免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最好的方法就是退出“抖音”，放弃处士横议的作派，安下心来，做些《史记》《资治通鉴》式的学问。正是：

国难盼良策，盛世空话多。靖康事不远，苏联教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