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领风骚数百年——欧洲中国古代史比较（一）

与古罗马时代的版图相比，罗马之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的结果，可归因于欧洲长达千余年愈演愈烈的政教二元对立和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10月24日）签订后又以主权的名义合法化：此前欧洲许多国家名义上还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与中国战国时代各王国名义上还隶属于周王朝的形势相似，其间的王国冲突也多集中在同一宗法权内部，这时“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1]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这种集中在同一宗法权内的王国各自有了不容侵犯的主权，这样以前的宗法权内部的王国冲突以及宗法权间的冲突就成了难以调和的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因合法而更加固化了的国家间对立的恶果。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十分伤感地说：

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2]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3]

但是，破碎本不该是欧洲的先天宿命。古罗马时期，欧洲的政治稳定性高于中国，此间中国较多时段——比如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年）时期——都具有后来欧洲破碎化特点，而同期的欧洲则在一个罗马法统甚至一个帝国国号下保持着相当的稳定和统一。罗马帝国衰落后，中国尤其在隋之后的政治及其政治版图的稳定性又远高于同期的欧洲。中国在北魏孝文帝（公元471～ 499年在位）改革后便进入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统一。与欧洲地缘政治及其政治权力日益碎片化趋势相反，中国在秦朝特别是隋朝之后，每次大乱的结果都是教权（尤其是佛教）和分封王权进一步向皇权归顺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更为牢固的内部统一和更为强大的地区整合力。此时，西东方地区竞争力优势戏剧性地发生互置：西方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下陷入类似东方“五胡乱华”的形势，日益加剧的地区内部冲突（比如“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的结果都是教权与分封王权的持续强化和皇权的持续衰落；“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后整个帝国形成的大小邦国多达三百多个，神圣罗马皇帝成了徒有虚名的傀儡。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在对西东方这段历史比较后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4] 公平地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应当包括古罗马文明，而当时的罗马文明更有值得同期中国学习的方面。

[1]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2]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3]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0页。

[4]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7页。

各领风骚数百年——欧洲中国古代史比较（二）

一

在漫长的上古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比中国早也比中国长。

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北宋司马光说战国时的社会是“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 2]。

相反，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 3]。故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 4]

二

东方领先西方的历史始于隋唐之后。其间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权与皇权及皇权与分封王权的关系，这是促使东方快速发展的关键。

每次长期战乱后都造成分封王权的大衰落和国家的大统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创造的郡县行政体制，当推首功。钱穆总结说：“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5]

“新形态”即由商鞅开始的农民由国家直接联系并由国家直接调度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而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则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

事实上，在公元后新千年开始之际，在欧洲开始为时近千年的“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6]历史进程之时，中国人却完成了国家行政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任务并由此迎来了较欧洲更快发展和更持久的繁荣。

三

此间，能使古罗马维持千年之久的文明形态是到近代才普遍推广的“公民制”。这是古罗马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这一贡献也使古罗马文明走在同时代文明的前列。当欧洲发现他们在抛弃古罗马国家的同时也错误地抛弃了相应的文明，这样也有了欧洲知识分子发起的“文艺复兴”。[7]

此间，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以仁为核心的理念的儒家文明，这一贡献也使中华文明在中世纪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近代西方手工行业协会和公司制结合推动工业文明，西方人又捡回了罗马人创造的“公民”制，这大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时中国人意识到中化儒家文明中的缺板，这样中国人便有了要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道路的冲动，这样便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不成功的近代革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功的革命。前者革命的结果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革命的结果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1]﹝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2]﹝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3]参阅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洲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前言》，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本纪第六·秦始皇嬴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7]这里会有人提出“西方伪史”说，我的看法是：历史是人民而不是文人创造的，只要人民在，那这个历史就是实在的，而不在于有没有史书记载或史书的记载有没有伪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然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

中国史书中多有皇帝母亲做个梦就生出了皇帝的记载，这类记载在正史中比比皆是，而且给的篇幅和地位都很重要，但不能由此说中国历史是“伪史”或“没有历史”。西方历史也是一样。

毛泽东也说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毛泽东都这么说了，那中国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伪史”或“不存在”呢？当然不可以。

伪造史料各国历史上都有，学者的任务是下功夫去伪存真，而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后者将现象当本质，因而它是懒汉的做派而不是科学的态度。黑格尔说得好：“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法哲学原理》，商务，2009年版，第334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历史动力而没有历史，这不是笑话吗？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只要有人民，就有历史，不管有没有文字记载，人民的历史都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