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在社会学家、民族学、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他都是奠基人之一，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贡献。但他并不是一个固守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全面抗战前的若干年里，他既有不少专深的研究论著和典雅流畅的译著，也有大量基于专业知识写作的时事评论，发表在面向一般读者的报刊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这些时评较少涉及政治内容。全面抗战时期，受深重的国难刺激，潘光旦很关注政治民主化进程，先是以国家社会党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后在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中担任第一、二届的中央常委，在民盟云南省支部和昆明支部担任领导职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全面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潘光旦以学人的身份论政，一方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思想统制，另一方面居间对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提出调解意见。潘光旦还以专业研究所得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学理依据，在全面抗战时期参与人口政策制定，在新中国时期将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与土家族民族识别的决策结合起来，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从这些以学辅政的活动中，他对政协视察工作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以“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取代走马观花式的视察的主张。

学人论政

早在1913至1922年清华读书期间，潘光旦就广泛地参与校内的社团活动，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历次学生爱国运动中也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比较突出的是1921年他在抗议北洋政府对教员欠薪的同情罢课中的表现。他宁可牺牲出国留学机会，也不肯接受校方参加期末考试的威逼利诱，是最后八个不肯签具悔过书的学生之一。为此，他的好朋友闻一多在家信中赞叹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1922至1926年留学美国时期，潘光旦参加了清华留美同学组织的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在《大江季刊》上发表了《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一文，以系统清理近代种族学说的方式来展示他对改良种族问题的思考过程。1925年，潘光旦参加了留学生纪念孙中山逝世的纪念会，翻译了孙中山的遗嘱，和朋友合译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6年回国之后，潘光旦在《时事新报·学灯》《新月》《中国评论周报》《人文月刊》《优生》《华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时评，但多为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讨论，直接涉及政治问题的较少。他后来谈到《新月》时曾说：“我在《新月》上是不写政治文章的，因为我自以为是外行，我只写些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稿子，包括所谓优生问题在内。但一些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反独裁政权的看法是在这时期里养成了的。” 1934年9月潘光旦北上清华任教之前，他主编的《华年》周刊几乎都有多篇他评论时事的文章，名之为“长短评”，这些文章数量庞大、题材广泛，但极少涉及政治问题，今天已被收录在《潘光旦短评集》一书中。潘光旦在这些“长短评”里，主要是借助于“事变的推移”来阐释《华年》周刊的中心见解“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和他在《新月》时期的定位是一样的。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一再播迁，先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后转移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从这时开始，潘光旦谈政治问题比较多了。1940年他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对进步教师思想问题的指摘，发表了《异哉所谓教师思想问题者》一文。他着重指出，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尽管和三民主义比较有关系，但并不如潘公展期待的那么密切，他们对三民主义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对三民主义也没有什么成见，只是把它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加以客观的研究罢了。针对当时校园内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活跃现象，潘光旦在1940年发表了《学生入党问题》一文。他赞成学生关心政治、研究政治，但反对学生在思想尚未成熟之际参加党团活动，尤其反对在校园内的党团活动影响学校的行政和秩序。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国共矛盾顿时上升为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居间调解，呼吁和平与民主。这一时期潘光旦也写了不少文章加入这个行列。如1945年12月发表的《毋我则和平》（收入《政学罪言》一书时改题《毋我斯和平统一》），1946年1月发表的《所望于政治协商会议者——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过，他所提倡的“毋我”“消除我执”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他希望的政治协商会议每天把协商的经过和结果“应该完全公开，步步公开”，也是很难做到的。

1946年，潘光旦发表了三篇讨论政学关系的论文，分别是《学与政与党》、《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的一条》（收入《政学罪言》一书时改题《政治信仰与教学自由》）、《政治必须主义么？》，对学术界的政治统制、学生入党问题、政治的主义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表达了他对思想自由的渴望。

必须指出的是，潘光旦尽管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论政”，但他的“论政”具有较强的学理色彩，更多地体现的是“学人”本色。他并不是实际进行政务操作的政治人物，所以他的论政，往往较少涉及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常常是以一个政治问题为引子，大事阐发其学术的、思想的主张。他的政论和专业结合得较为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视为其学术思想的延伸。

以学参政

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潘光旦也很注重以自己的研究所得来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制定。1941年，国民党政府社会部邀请六名学者组成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负责制定可以实施于全国的人口政策，潘光旦是委员之一。其他五名委员是立法院委员陈长蘅、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达、中央大学教授孙本文、重庆卫生署医师许世瑾、社会部研究室主任张鸿钧。陈长蘅兼重庆区主席，陈达兼昆明区主席。委员会成员在重庆和昆明开过几次会议以后，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并决定了多项重要议案，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品质、婚姻与家庭、移民运动等多个方面。潘光旦多年提倡优生学，注重讨论人口品质问题，在学术界属于少数派，战时居然有机会把自己的学术主张融入政府的人口政策文件，他自然十分兴奋。他在《优生与抗战》一书的“弁言”中写道：“至最近社会部设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于人口品质一端，且进而采及刍荛，作为国家人口政策之局部张本。于以见劳无不获，功不唐捐，民族健康，庶有厚望。”

1952年院系调整后，潘光旦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担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3年3月中央民委把土家族民族识别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具体负责这一任务的实施，汪明瑀、王静如等同事参加。潘光旦因腿残行动不便，领导没有同意他参加1953年9月实地调查的要求，他主要根据汉文文献进行研究，1955年11月发表了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民族研究集刊》第4辑）。同辑还发表有王静如的论文《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汪明瑀的论文《湘西土家概况》。潘光旦的论文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探讨土家的族源，土家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以及土家本身的民族特点。潘光旦把他的论文寄给天津南开大学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郑先生回信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好的论文了。

潘光旦身残志坚，不甘心只是依据文献进行研究，他终于找到实地调查的机会了。1956年5月20日至6月30日，潘光旦以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的身份，偕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同往湘西苗族自治州的7个县进行视察。7月25日他写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一文，发表于《政协会刊》第15期（1956年11月15日）。他重点讨论了“土家”人的自称、人口与其聚居程度、语言及其使用程度、汉“土”关系、“土家”人的“民族”要求等问题，一方面初步达到了补充、印证文献资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土家”人的“民族”要求，以及县、州、省各级领导对“土家”民族认定的不同看法。1957年1月，土家族正式被批准为一个单一民族，其中也有潘光旦等民族学者的心血在内。1956年11月25日至1957年1月27日，潘光旦再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深入“土家”地区进行调查，这次去的是鄂西南、川东南的18县市。正是在前期文献研究和这两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1957年3月18日向达、潘光旦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发言，题为《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发表于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

潘光旦对土家族的两次调查活动都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的名义进行的，较好地结合了自身研究工作和民族工作日常业务，对此，他是颇有感受的。他把自己的参政议政心得写成《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一文，发表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1957年6月25日）“笔谈政协工作”一栏。这篇文章可惜未能收录在潘光旦的各种文集里，知之者不多，有必要加以介绍。

在这篇文章里，潘光旦提出，政协委员的视察工作不能流于“走马看花”“视而不察”。他认为，走马看花式的视察，对个人是有好处的，但对国家与政府的好处太有限了。因为看得太快太泛太杂，必然不能看得很细很深，只能平铺直叙地反映一些见闻，谈不上分析，更提不出很好的意见与建议来。这种视察报告对政府的用处是不可能太大的，“报告里所反映的种种，一般情况也罢，一些数字与百分比也罢，政府一定都有了，并且更详细、更确实、更全面；我们把它们重复的提供出来，意义也显然不大”。

他希望多一些“视而能察”的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所谓重点视察，指的是视察工作应该选择一定的重点，一次一个重点，乃至把几次的力量用在同一重点之上，以便看到事物更全面更动态的发展状况。所谓专题视察，应着重与本人业务工作或专门训练有关的专题，他自己对土家族地区的两次实地考察就是这种情况。他还建议要做好重点性或专题性的视察工作，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人数不宜太多；第二，时间要有些选择的余地；第三，事前要多作一些知识上的准备。

政协委员中多各方面的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何能够结合他们的业务工作，脚踏实地组织相关的视察工作，使视察报告不仅有益于个人的业务提高，也有助于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是潘光旦从实践中获得的心得。这对于政协委员提高参政议政质量，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意见，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