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大志书礼传家

我的父亲阚维雍，号伯涵，1900年8月17日出生于广西柳州一个书香之家。祖父阚宗驤是前清秀才，以“书礼传家，忠义继世”自励，父亲从小就深受这种家风的熏陶。

父亲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尤其喜爱研读历史和兵法。他常说：“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岂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这种报国情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19年，父亲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讲武堂期间，他刻苦钻研军事理论，成绩优异，深受教官和同学们的好评。

投身军旅报国图强

1924年，父亲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屡立战功。1926年，他在广西陆军讲武堂任教时，写下了著名的军事论文《天下危注意将论》，阐述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的道理，强调了选拔和培养优秀将领的重要性，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标准，受到白崇禧的嘉奖，称其“有古名将之风”。

1929年，父亲进入中央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深造，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毕业后，他回到广西，在南宁军校任教，先后担任队附、区队长、教官、工兵队队长等职。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经常给学生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勉励大家为国家民族效忠。他反对体罚学生，经常告诫学生以后带兵不要贪污军饷。

烽火岁月铁血丹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满怀爱国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屡建奇功。

1944年6月，父亲接到驻防桂林的调令，立即率部徒步开拔。途经柳州时，他在家门口和家人短暂见了一面。当时他的双腿又红又肿，母亲心疼地劝他休息几天，他却说：“大敌当前，我不能耽误军机。”父亲在家门口对长子培松叮嘱道：“如果疏散到乡下，没有学校可进，也要在家里好好自修功课，切勿偷懒，将来好报效祖国。”说完便匆匆离去，这是他与家人的最后一面。

到达桂林后，父亲积极备战，加固工事，组织官兵进行实战演练。10月4日，他在给母亲罗咏裳的家书中写道：“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我在此生活如常，毋须远念。此后作战期间，家务概由你负责，对子女要严加管教，使他们不要荒废学业，至要至要！”

10月29日，日军开始对桂林发起总攻。父亲指挥官兵凭借溶洞地形节节抵抗，予敌以重大杀伤。敌人接连施放毒气并喷射火焰，坚守在七星岩的391团8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史称“八百壮士”。

11月9日，大批日寇渡过漓江，向桂林城发动全面进攻。当日下午，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午夜突围。父亲慷慨陈词，提出坚守桂林的建议，但遭拒绝，遂愤然离场。

当晚7时许，父亲返回师部，召集有关人员布置突围后，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突围出去，我不能走。”说罢，写下绝笔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又将任职令、履历表及写有“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托付给卫士杨霖超，委托他将“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的叮嘱转告母亲。

随后，父亲以稍作休息为由进入寝室，将灯熄灭，随即举起手枪自戕殉国，时年44岁。

英名永存浩气长存

父亲牺牲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晋为中将师长，颁发哀荣状。1945年，父亲的灵柩被运回柳州，安葬在河北岸的蜈蚣岭。194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在柳州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是抗日战争中唯一享受国葬的广西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柳州市人民政府将父亲的遗骨迁葬于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凭吊。2014年9月，父亲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气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誓言，他的英名将与桂林山水共存，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