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4日早晨8点，年已50岁的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子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

他们将辗转菲律宾、法国、瑞士，并最终抵达美国。

在此之前，陈立夫辞别了正在病中的兄长陈果夫，他离开兄长病榻时，兄长脸上满是苍凉和不舍。

陈果夫的病有一半是心病，他们两兄弟替蒋介石巩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可最终，蒋却将国民党落败的的全部责任，推到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身上。

相比大自己8岁的哥哥陈果夫，陈立夫性格更外向，面对这种悲惨境遇，他们的反应也有差异。

哥哥陈果夫气愤难当，且病情一日重似一日，难熬时，他甚至还作了一首哑巴歌诉说自己内心的憋屈和苦痛。

弟弟陈立夫心里也有愤懑，可相比之下，他明显更洒脱，蒋介石给了他一笔路费后，他心领神会：决定彻底离开台湾。

离开前，他还专程向蒋介石辞行。

他想：事情虽然已到这份上，可表面的体面周全，还是要尽到的。

他主动前去辞别，也是为了顾及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借题发挥。

让陈立夫松了一口气的是：那日，蒋介石正好外出了，只有宋美龄在家。

告辞时，宋美龄拿了一本《圣经》送到他手中道：

“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慰藉。”

这本是一句关切的话，可陈立夫听了却气不打一处来，他脱口道：

“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陈立夫说这话时，分明看到宋美龄一脸的尴尬，可他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再说旁的话来化解什么，他说完后便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

跟了蒋介石大半辈子，这算他头一次“怼”蒋，可惜，却并不是当着蒋的面。

这些年，他对蒋的怨言颇多，他最不满意的是蒋介石喜欢挑唆部下与部下之间争权夺利。

也因此，他晚年才会公开说：“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陈立夫抵达美国后，在纽约新泽西州的湖林镇定居了，他们还买下了一块地。

有了安身之所，他也并没有立即习惯美国的生活。

夫人孙禄卿发现：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台湾的局势。

她猜测：丈夫多少有些“人在美国，心在台湾”，他没有定心，还时刻想着“局势好转，再返回台湾政界”。

终于有一天，孙禄卿发现：丈夫不那么关心台湾局势了。

原因，她早已知晓了：蒋介石制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掌管了“中央党部”大权，而其子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军方领导人陈诚也两次“组阁”。

这也意味着：他和哥哥所领导的CC派残余力量，已经无力回天。

“随遇而安吧！”陈立夫甩着胳膊喃喃道，孙禄卿在一旁听着，并未答话。

此刻，她想的是：接下来究竟干点什么好呢？

就在孙禄卿苦思冥想之际，陈立夫提出了一个让她跌破眼镜的主意：“我们养鸡！”“啊！”孙禄卿显然没反应过来。

“我伺候了不少人了，最后还不受谅解，我不想伺候人了！”陈立夫如解释一般地对妻子道。孙禄卿点点头，表示同意。

说干就干，陈立夫一口气买下了6500只来亨鸡，还雇佣了几个工人，精心喂养。

为了养好鸡，他买来了养鸡的书。慢慢地，他还学会了给鸡打针、吃药、喂食、捡鸡蛋等活计。

学绘画的孙禄卿看着干得起劲的丈夫，心里感慨万千：一个一出校门就跻身政坛的人，养鸡竟也像模像样，真是神了。

因农场离镇上较远，陈立夫买来了一辆小破车学习驾驶。

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会开着装满鸡蛋的破车，去镇上买饲料、卖鸡蛋。

养鸡除了吵点、折腾点、身上臭点，真没其他毛病。

日子久了以后，陈立夫对这个工作居然挺满意。

这以后，他再看报纸，就再也没有之前的情绪了。

就在陈立夫养鸡正上头之际，他那留在台湾的哥哥却不好了：经医生X光拍照，他的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

生命垂危之际，不甘心的陈果夫竟还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在纸上写下了“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写下“表忠文”不久后的1951年8月25日，年仅60岁的陈果夫就一命呜呼了。

离开时，他一直发呓语，一副心有不甘的模样。

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

陈立夫发觉蒋介石在致哀的来电中暗示他“不必回国”，一向看蒋介石脸色惯了的他，竟真的并未返台奔丧。

陈果夫死后，CC派也逐渐分化瓦解。昔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兄长的死，给了陈立夫很大的打击。但这打击并未让他消沉，而只是让他更加把名利看淡、看开。

夫人孙禄卿发现，此后的丈夫竟对《易经》痴迷起来了。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抱着它啃。

孙禄卿不懂《易经》，只知道这是一本写成于殷周之际的书。

陈立夫后来告诉夫人，他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易经》中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感的观念，发展变化的观念，与他有相通之处。

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必然归宿。

不管怎样，陈立夫是“认命”了。臣服现实，才是过好当下的关键，这个环节完成后，一切就都好说了。

孙禄卿见丈夫已完全没有了初来美国时的躁动不安，她心里也跟着高兴，于是，她也开始“重操旧业”：画起画来了。

陈立夫在看《易经》的同时，还完成了《四书道贯》一书的写作，书稿写成后，美国一出版商很感兴趣，买下了版权。

书上市后，竟一下子卖出了3万本。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虽不能算小有所成，也总算找到一种精神寄托了。

《四书道贯》成为畅销书后，陈立夫的家里也热闹起来了。不时有记者、作家和当年的故旧门生来访。

清静惯了的陈立夫对于这突然地热闹，很是欢喜，接待他们时，他也总是很亲切。

每每聊天，总能谈得尽兴。可唯独谈到政治时，他就会沉下脸不再说话。

有时候被问急了，他道：

“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

陈立夫此举已表明：他以落荒败将自居，不想再卷入政治，而只想田园风光、读书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