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1898-2001），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兄陈祖焘，字果夫。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

陈立夫本来可以成为采矿工程师和学者，但陈家与蒋介石的渊源，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就在陈立夫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陈立夫知道蒋介石的暴躁脾气，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职务前，他就对蒋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蒋介石一诺千金，令人称奇。不过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斥责过陈立夫一次。1942年，陈立夫自行组织工矿银行，并自任董事长。对此，蒋介石大为震怒，斥责陈立夫说：“以一教育长而与士商经办银行，风纪何在？”即使面对胡适这样的大学者，蒋介石到台湾后，表面上对胡适彬彬有礼，优渥礼遇有加，但在日记中常骂胡适“卑鄙小人”“买办”之类的毒语。一句“风纪何在”，对陈立夫的斥责算得上礼貌了。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训育制度、贷金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陈立夫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颇感自豪，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评，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陈立夫，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以上是陈立夫的政治亮点，推行特务政治，捕杀共产党员，镇压民主力量，显然是其的政治污点。陈氏兄弟是蒋家王朝一党专政的具体执行者，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注定不会助力联合政府的成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后不久陈立夫携夫人孙禄卿去美国考察民主政制去了。由于陈立夫的影响力，1947年5月26日，陈立夫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离台赴美

1949年10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整要肃CC派。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是当时是国民党最大派系。尽管在台湾立法院握有绝多数席次，仍面临无法掌握的变局。

为消除陈氏兄弟与陈诚的权力争夺力量，1950年8月3日，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离开台湾。这一天，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派人送来了5万美金，说是给他资助的路费。

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被迫带着一家大小远离台湾，当时年仅八岁的么儿陈泽宠，还记得当年仓促地无法跟同学说再见：“我那个时候还在小学，很快就要出国去，好像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了，反正告诉我要出国就出国了，没有什么道再见。”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巧妙躲避尴尬局面），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依依惜别的样子，送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负责，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慰藉。”听了这一番话，陈立夫心中很不是滋味，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照片，不无埋怨地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宋美龄一时无语，颇感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启程。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中人。送行的人壮观又热闹，而陈立夫心中百感交集，突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美国养鸡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

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曾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但陈立夫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可见陈立夫达观的心态。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问陈泽宠：“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陈泽宠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戴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此时，陈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泽蓉和老四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需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蒋介石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回台湾工作，开除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等职位，让他选择，但陈立夫不为所动，不愿在困境接受“施设”，这是陈立夫的性格。

陈立夫并不气馁，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只见陈立夫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把手搞得很粗糙，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此时，他已经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陈夫人原是美专艺术系毕业生，间或也画两张国画卖钱以贴补家用。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陈立夫退守有据，有操守，有作为，可谓勘破政治，深得人生大智慧，获得精神的圆满和自足。他能成为百岁寿星，笑傲政坛与红尘，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