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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知识的责任
[ 作者:罗家伦    转贴自:选自《新人生观》,1942年    点击数:103    更新时间:2024-01-13    文章录入:admin ]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北京大学文科,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起又相继留学英、德、法等国。曾参加五四运动,先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9288月至19305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到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展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围运行,节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白兰罗①(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盖律雷②(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始饴,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钞,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桢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钞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过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中间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样。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多少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  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然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白兰罗和盖律雷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曾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中国人向来本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地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挣扎出来的。直到一九一一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国坦尼西(Tennessee)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小说书上都有的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的来。(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作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那里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某省愈是中学生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上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学的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散漫思想的由来,固且由于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懒。他思想的方式是触机,只是他灵机一来之后,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的现象。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敦的《天国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袁中郎,《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经过他的思想沙漏缸一经过,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以现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余地的时候呀!老年人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这些刊物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更以思想证诸力行  中国的文人,是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只是享乐则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着或名卉异草;认为不足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的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这不但北平如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但是法国当年还靠着莱茵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乌奇诺防线呀!哪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蹈拿破仑第三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只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苦还没有动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的。“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智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如何?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有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证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的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个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本文写于抗战期间,选自《新人生观》,1942年)

 

注释:

①现译为“布鲁诺”。

②现译为“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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