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国内高校屡有针对高校内部行政机构的改革与探索。其中，去年10月底，西北工业大学宣布进行大学行政机构精简改革试点，更是在当时引发了一片热议。

时至今日，此事虽然没有立即引起其他高校的连锁反应，但无论从媒体的积极反应，还是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看，传言中的当下中国大学行政机构精简改革的帷幕似乎已经拉开。

自1949年以来，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基本呈现“U”字形的变化态势，即原本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机构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简，数量明显减少。但2000年后，大学的行政机构又逐渐增多，以致达到了“丰满臃肿”、非经“手术”减重不可的程度。

行政机构的增多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合并和扩招。几所大学合并后，按照“能上不能下”的“行政惯例”和事先约定，行政人员自然成倍增长；大学扩招后，学生人数的猛增也成为增设新行政分支机构的主要理由。

然而现在看来，行政机构本身的增殖性才是机构迅速膨胀的深层动力。当行政机构增加后，人均工作量相对减少，为了显示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通过不断“作为”予以填补。而不断“作为”又增生出了新工作量，让原有人员捉襟见肘，甚至需要招收新的人员并设立新机构，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由“行政”需求推动“行政”扩张的“内循环”。这也是近年来大学行政机构不断增多，却未见行政功能和效率明显提升，只让校内师生感受到多重“内卷”的原因之一。

前文提到的西北工业大学以行政机构的精简为切入点，抑制大学行政机构进一步膨胀的改革举措，其合理性就在于回应了校内师生的基本诉求，也为大学回归教育正轨、“反刍”大学教育宗旨和理念创造了条件。

管理的效率原则在于以最少的人员办最多的事情。大学行政管理除了遵循这一原则外，更需要符合大学目标定位的要求。事实上，除了口号式的宏大定位外，现实中的大学管理者对自身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不甚清晰的。

具体而言，就是对究竟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公民”、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科技人”，还是培养能够迅速融入职场的“社会人”，缺乏明确的共识。在过去若干年间，搭载几种认知的天平不断摆动，自然影响了大学管理政策的稳定性和方式上的可持续性。

因此，大学行政机构的精简固然合理，但要在现实中做到切实落实和推进，不仅需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定位，也需要进行管理内容的更新。

所谓管理内容，包括管理政策、方法及其达成的具体目标。就当下的大学管理体制而言，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二是大学自身。

前面说到，大学自身行政机构的增多与“为作为而作为”有着极大关系。有时候，行政部门制定出一套又一套复杂的管理方案，连从教几十年的教师也无法理解，遑论遵照执行。在此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一种现象，即极为具体的条条框框下的所谓形式的复杂和规范，实际却存在推卸自身责任的反面效应。

以科研项目为例，在如今的大学中，它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作用也几乎是万能的，甚至异化到谁也不能质疑的程度。实际上，科研项目充其量只是一种外在评价，如果不以最终成果的学术贡献为导向，这类评价基本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自项目取得开始，承担者就获得重奖，随后像职称评定、论文评奖、先进评比、年度考核等有“评比”的地方，均可因此而受益。人事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从不评判科研项目的产出成果对学术的实际贡献与经费数量之间的相称度，只关注项目的“级别”，最终又都归结到纵向或横向项目经费的多寡。

在此过程中，对于类似纯属外在评价的“项目权威”是否影响本校同行专家自信心的建立，以及没有自信就无法产生认同感和责任感之类的问题，制定类似政策的管理者均很少考虑，对于如果大学里都以“经费（钱）”为衡量标准，是否还算是合格教育机构的问题，更是无暇反思。

大学管理的另一部分内容是由现有教育管理体制决定的。从这个层面看，大学确有其自身的无奈。比如，自上而下的本科教学评估当然有必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对于人们对教学评估的期待，其规模和形式仍有待优化。

从理念上说，自上而下的大学教育管理应改变“越细致的管理，越解决问题”的传统认知；反映到管理内容上，就是应该力避事无巨细。因为这样做除了造成文牍成山以外，并不能起到推进大学体制完善和发展大学教育的作用。

大学管理体制是外在的，而决定外在体制的则是有关大学教育的内在理念。就行政管理体制而言，更包括管理的内容。因此，只有精简大学行政管理的内容，才能让行政机构的精简不再是又一次行政上的“内循环”，而真正成为促进大学教育重塑形象的一大举措。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