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邓小平

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邓小平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邓小平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
——邓小平

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
——邓小平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邓小平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李克强

拖延、停滞、回避或倒退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革命。防止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特别是在暴力革命远未到来之前实施有效的改革，暴力革命的进程就可以终止。暴力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革命是推倒重来，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绝大多数，尤其是中下社会阶层。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远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然而，大势已去，当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难以挽回王朝崩溃的命运。
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一百年前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世界第二，却仍然未能阻止外敌的入侵和社会动荡。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在1911年5月组成的满清内阁中，皇亲国戚占据了绝对多数，导致一部分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立宪派转而与清廷对立，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纷纷投向革命阵营。
——《改革是避免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
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宋怀常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宋怀常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宋怀常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
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宋怀常

文化不但平等，还要有包容。中华民族包含了很多民族，自古以来为了社会和谐，所有的民族都是一家人。大陆政府对边疆民族确实做的很体贴、很用心照顾，我访问了很多边疆民族，大家都心怀政府。
——《星云大师：文化要平等，还要有包容》  星云大师

佛法的核心是让大家解脱，让大家没有烦恼，让大家多一些快乐。佛教是讲苦，这个苦不是目的，苦是一个现实。我认为苦是一个教育，苦给我们的是增长、苦给我们的是力量，一个人不能吃苦不能成功，所以通过苦以后才能知甘甜。我想能干的人必定要通过苦来成长。你看小草，在泥土里边肯定要出了土地才能大树开花结果。
——《星云大师：文化要平等，还要有包容》  星云大师

既然是所谓转型，首先就是非暴力；第二是处于一种原来的旧的形态过渡到一种新的形态。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改良，它把一种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体系，慢慢地、非暴力，不流血的嫁接到新的体制上去。它一定会遇到旧的体制，或者旧的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模式的巨大的一种阻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我们处理不好的话，很快就会变成什么呢？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暴力化。这种暴力可能是思想暴力、语言暴力，乃至走向行动暴力。
——邱震海

当我们开始冷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走向理性，当我们走向理性的时候，我们的成熟已经开始。
——邱震海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科技史、文化史，很多很多，但是归结到最后，其实是一部思想史。思想史看不见摸不着，因为我每天看见的都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这个层面上的东西，但就像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水准，你就会做出一个什么水平的东西。
——邱震海

思想资源是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它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血液，或者我们灵魂深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思维特质和行为模式。就是我们平时不用，但是出来的话我们展现出某种集体的特征。
——邱震海

一个民族要现代化，他避免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当然这三个现代化他肯定不是说所谓的先后，物质完成精神，精神完成制度，制度完成精神，它有时间可以同时发展。但是到最后你要检验一个民族现代化有没有成功，你必然要从三个指标要完成。
——邱震海

在进步过程当中，一个优秀的人也好，你说这个人到底能力强造成他成功，还是什么？其实我认为能力不是主要的，智商也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要有悟性。悟性强的人他学的计算机，明天可以搞别的东西。人如此，民族也要如此，这个民族悟性不强的话很茫然的。我发现某种程度上我们中国人是小聪明很多，我们每个个人都很聪明，但作为一个整体民族，我们悟性不太强。
——邱震海

我们的路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走过的这些路，弯路很多，但是很多弯路现在看来避免又很难。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来看，因为我们社会缺少避免那些弯路的条件，我们的思想资源，我们的物质资源都不够，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一看到西方，一看到外界，我们可能就蒙了。所以当时我们很容易就选择了像今天的埃及，很容易就选择一条非常简单的，我们认为能够走通的路径，最后走不通。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我们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才会有改革开放，才会有邓小平那么坚定的改革开放。
——胡锡进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听证会制度；这样的话，民间许多的优秀建议会在听证会上展现，也是促使民间文化“成熟”，还是促使民间文化有一个良性理性优秀建议充分发挥的地方。搞好我们中国的听证会。有公开听证会和内部秘密听证会两种。需要国家把不属于保密性质的事务提前放到听证会上，最好有模范听证会样式，利于在中国推广。也让各类网络达人舒展自己的才能。
——wuxi2010

一个国家的发展要用科学的思想、历史发展的思想，制定出科学的发展计划，在实践不断改进，再前进。
——ysj135246

时代在变迁，历史在前进，而历史每前进一步，必然伴隨着各种思想的胶着与交锋，而交锋过程中擦出的碎片或火花，要进行疏理，进行正确的思考和导引，而不是粗暴地进行封堵和打压。真理愈辨愈明，怀旧仇新沒有出路。
——兰亭三月

社会的变革不需要民众为主义奉献和战斗，大家就是应该观照自己的生活，也不应该试图用理念来启蒙或统治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你看到民众对意识形态、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时候，正是这个族群成熟的时候。实际社会变革是需要少数有担当的人来推动博弈完成的。民众就是观照自身，有些担心，乐观其成就可以。
——王功权

一个社会，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内生的需求，渴望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才是结实的。
——王瑛

所有的变化和积累，离实现宪政目标还很远，但对于创建和维护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都有用、有价值。
——王瑛

企业家跟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首先要保全自己，在保全的前提下面，才发展自己。
——董明

不管谁，拥有了社会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政治学的最高法则，如同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至高法则一样。
——阿克顿

谁也别装清高，谁不忧国忧民？现在的中国需要的建设者，实实在在的建设者，包括制度上改革完善。西方几百年的制度体系不是一朝就能建成的，即使比着做了框架，其内容也需要一点点充实，更何况我们当下的国民对喝西方的“牛奶”还需要适应着来。
——网友

任何精神最终能成为社会的信仰，都并非易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教化与熏陶。众所周知，任何流行的宗教，都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和进化，任何能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文化习俗，都经过千百年的沉积演变。
——石立刚

宪政的真正实现，是社会成熟的一个过程，不能搞形式，也不能搞“剖腹产”，而又要求每一步都扎实，具有实际进程。
——参与就上

官僚体制内的反腐，所凭借的是层层加码的监察制度，但古今中外的监察制度无一取得真正的成功。中国几千年来的每一个王朝都曾处心积虑地设计体制内的反腐，全都无一例外地亡于官僚的腐败。
——秦前红

群众性反腐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反腐却有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将社会的控制权交给文明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会导致文明的倒退(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天真的民粹主义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秦前红

群众运动性反腐是借助于直接的政治力量也即底层的民众意志，官僚体制内反腐是通过行政的命令亦即高层意志。既然这两种意志的力量表达形式均非完全可行，那就应该依靠超越于意志的规范性力量亦即法律的力量，这意味着要对整个政治权力进行法律的控制。法治由此便成为制度反腐的不二选择。法治特有的规则明确、结构合理和程序清晰，既能驾驭权力的专横与恣意，又能满足社会稳定之预期，从而避免人治主义下意志变幻起伏带来的社会失序。
——秦前红

历史证明，在缺少足够共识的情况下，只要政治意愿足够强烈、方法务实，高难度的改革也是可行的，毕竟，办法总比问题多。
——魏勇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改革之前达成共识当然是最佳选择，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忽视共识在减少改革阻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毕竟，缺少共识的改革风险会很大，而且有可能证明你的改革本身就有问题，所以，追求共识是政治家们首先要做的事情。然而，社会复杂的是，有些明明白白的事情，却由于各自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或者观念差异，不一定能形成共识。
——魏勇

孩子继承的是母亲的智力，父亲的意志力。
——叔本华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苏轼

自古以来许多伟大的军事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人物；……一个政治家如果不是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想当总统或首相，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彼得·德鲁克

中国的腐败已经形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很牢固，你把某一处冲破它有会吐出新网把它补上，唯一办法是把织网的蜘蛛打死。
——土林苦瓜

中国官场的选人用人机制，往往是熟人和身边人优先，而所谓能力和人品并不重要，特别是掌管人财物的“一把手”可以一手遮天，因而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带病提拔、买官卖官成为顽疾。官场近亲繁殖甚至出现“权力家族化”和“权力世袭化”的现象，导致权力被垄断，官场被极少数人所控制，任何德才兼备的人根本无法进入。
严打买官卖官近亲繁殖，既要披露官场潜规则，也要彻底破除潜规则，才能避免各项规章制度被废弃，才能杜绝官员一手遮天逃避责任，只有真正让那些违反规定原则破坏公平公正以及搞腐败的官员受到严厉惩罚，才可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更为有效的制约。
——蔡慎坤

1918年一战结束，随后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次上台的是左翼的社民党人，他们出于好心，搞了很多的民主实验，制定了一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宪法。由于没有考虑到民主的负面因素，导致议会政党林立、内阁换人如走马灯一般。政治混乱，经济也被搞得一蹋糊涂。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上台，社民党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没有社民党人摸着石头过河，希特勒不一定能成功上台。因为只有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民众才会希望有个强人来统治。如果国家搞得不错，民众当然不会希望强人横空出世。
因此，希特勒上台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德国被带入了历史深渊，犹太人被屠杀、城市被炸平、东边领土丢得一干二净。当然，世界人民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至今某些地方还深受其害。
——《德国历史上的四次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杨佩昌

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较好地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的教训，为此设定了两个“安全阀”，其一是“政党5%的门坎”，即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必须达到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动辄解散的问题。这一点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政党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之前，必须事先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真正确保拥有充分的多数，否则就不能提出解散政府的议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政府垮台后马上能建立一个立即有效运作的新政府，不至于让政府空悬、政治空转。
——《通往强盛之路》 杨佩昌

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做到民富国强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德国政府太靠谱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怎么做呢？税收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多少税收，他们大都用来返还到老百姓身上，等于是社会公平的调节者。政府拿到税收了，做二次分配，让老百姓，让其他的弱势群体有更多的受益；或是让弱势产业、需要得到扶持的产业得到支持；或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得到帮助。德国政府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公平调节者的角色。
——《德国人的脸部表情为何很放松》 杨佩昌

这个国家是没有三公消费的，没有，完全没有！公款吃喝，政府官员完全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德国官员请吃饭，一定是他自己掏腰包，不会开发票，没用的！公款旅游更不可能，公款出国、公款泡妞、公款交通，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在德国，只有总理还有正部长一级的官员才有专车，象德国总理，上班时间用车，下班之后就不能用公车了，用了之后怎么办？自己掏钱！所以说这个国家公务员的成本非常低。行政开支很少。那么，绝大多数的开支都用在人民生活上了。故而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人民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富裕就理所当然了。人民富裕，国家跟着富强，这是毫无问题的。
——《德国人的脸部表情为何很放松》 杨佩昌

德国的最大的竞争力是其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学会妥协的政治文化，以及德国官员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和对权力的敬畏。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害怕官员，官员除了工资一无所有时，社会想不和谐都难;当官民和谐相处时无疑减少了不必要的内耗；当官员畏惧手中权力时，贪污腐败就不容易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很快得到纠正。一个社会内耗较小、政府清廉执政则意味着国家可以轻装上阵，致力于发展经济，为人民谋福利。
——《德国的强大来自何处？》 杨佩昌

权力越大，滥用职权的危险就越大。
——埃德蒙

最大的恶和最凶的罪是贫穷。
——肖伯纳

过分喜欢权力就会不择手段。
——哥尔德斯密斯

在政治中我们需要能有所奉献的人，而不是想有所收获的人。
——巴鲁克

当社会需要重建时，试图墨守旧的蓝图重建它是徒劳无益的。
——穆勒

信心的丧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武器。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的论调，他们并不掌握我国的情况。
——厉以宁

重储蓄并非坏事，在社会保障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为医疗、教育等问题所做的家庭储蓄是必要的。
——厉以宁

中国今天所走的道路跟当初日本如出一辙，首先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制造低价格产品，成功扫荡全球市场，并且通过固定汇率维持利润和贸易顺差，接着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货币开始步入升值轨道，大量游资陆续涌入， 国内资产价格开始被炒高，尤其是住宅 价格和租房价格全面失控（日本还有股 市泡沫），国内制造业成本开始上升， 在汇率和成本的共同作用下，制造业利润开始降低，产品优势开始丧失，接着制造业逐步萎缩，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经济的持续造血功能开始丧失，国内资产在国内外资金的疯狂追逐下形成巨大泡沫，最终因为资金难以维 继而破灭，然后美元大量回流美国，国内则留下被洗劫一空的烂摊子，然后进入一个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
——网友

德国人何以形成高度严谨审慎的民族性格？
首先是地理原因。德国是一个中欧国家，内陆相对深广，而出海通道却为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所重重钳制。与海外联系较少，从海外获得经济资源较少，受到海外思想影响也较少，民族性格就相对传统和保守。
其次是历史原因。经历过“春秋战国”式的长期国内战争，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政治经济动荡、频繁备战的生存环境使德国人形成积累重于消费、长期利益重于短期利益的理念。经常生死存亡系于一役的高压状态使德国人形成精于工具制造、善于利弊权衡、慎于行动决策的性格。
因此，大陆厚重文化类型的德国人在经济行为上表现为注重实体经济、量入为出、热衷储蓄，不像海洋新锐文化类型的英国人、美国人那样喜欢投机冒险、超前消费、轻视储蓄。
——《分析称民族性格决定中国金融制度：高度物质化》

在政府大力推行反腐期间，新工程的上马不再能像过去那样频繁。当然，好的工程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反腐运动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所以，新工程开工率下降应该被视为一个好的苗头。今天的浪费越少，明天的经济更好。
——谢国忠

金融市场往往是短视的，真正的经济改革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受到金融市场的欢迎。
——谢国忠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由热钱增长驱动的资产投机和通胀后，经济回归正常化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通缩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是健康的，可以让过高的物价回到正常的水平。全球化是一个拉平世界各地物价水平的力量。当一国经济体内出现泡沫，一定时期内该国的物价将高于其他国家。泡沫破裂后，来自全球化的价格均衡力量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通缩或货币贬值来实现。
但对中国而言，后者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如果人民币贬值，尽管中国可能会因此收获可观的贸易顺差，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贬值幅度将更大。因此货币贬值只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混乱。通缩只有在伴随着与之互为抵消的货币升值时，才是具有破坏性的。价格均衡会因移动不定的目标而偏离轨道。
——谢国忠

当一个大的经济泡沫破裂，出现一段时间的通缩是正常、且有必要的。泡沫破裂后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恢复经济的平衡和经济体的竞争力。如果通缩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它应该是受到欢迎的。
——谢国忠

历史归历史，不容否定；事实归事实，务必尊重；规律归规律，必须服从；逻辑归逻辑，可以探讨；向往归向往，允许错误。科学的精髓在于：逻辑+实证。人类形成社会的初衷就是：生存+公平。
——盘古石器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一生探索社会的公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当我们怀念伟人的时候，不能用情感遮掩理性，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盘古石器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政治上要实现还权于民，解决好权力制约问题；经济上要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好所有制问题。 解决体制问题需要从“依法治国”入手，建议实施过程是：中央 → 地方 → 企业。“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实现人与人的政治平等。用法律语言讲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盘古石器

“民意”不能等同于“真理”，也就是说，针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民意不一定是正确的，“真理”往往被那些极有预见性的少数人掌握，所以我们要反对“民粹主义”。正因为如此，领袖在历史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在专制体制下，领袖的作用更加重要。
政府的施政政策务必要尊重“民意”，原因是最能感受政策好坏的是人民群众。人民在选择政策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只要政府持续尊重民意，错误政策会很快纠正。相反，在专制体制下，独裁者下达的错误政策是很难纠正的。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在宏观上实现“民主”，在具体操作上又要给政府精英一定的独裁权力，但由这种权力形成的政策，需要接受人民实践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是持续违背“民意”，那他必然是错误的，需要及时纠正。
——盘古石器

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最先都出自于“民间”，而不是出自于政府，所以睿智的政治家会关注民间思想。
——盘古石器

诚然，我们录用了你们，作为一个管理者，或者作为第三者，我们不可能同时也将幸福给予你们，因为幸福应该由自己来创造！
——盛田昭夫

从一个国家的广告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理想。
——道格拉斯

具有新想法的人在其想法实现之前是个怪人。
——马克·吐温

人世间的大多数烦恼都是由那些想成为重要人物的人惹出来的。
——艾略特

理想犹如天上的星星，我们犹如水手，虽不能达到天上，但是我们的航程可凭借它指引。
——舒尔茨

你必须是第一，或者最好的，或者与众不同。
——洛莱特·林恩

当你的敌人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扰他。
——拿破仑

良机对于懒惰没有用，但勤劳可以使最平常的机遇变良机。
——马丁·路德

没有任何动物比蚂蚁更勤奋，然而它却最沉默寡言。
——富兰克林

为把明天的工作做好，最好的准备是把今天的工作做好。
——哈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