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

在绝大多数夫妇最多只能生三个的现在，有一个省份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以试图促进人们生育：在这里想生几个都行，哪怕是没有结婚。

这个省份是四川。早在今年年初，四川就取消了生育限制，这算是在“计划生育”的前提之上更进一步，彻底取消了“计划生育”，当生育没有限制的时候，也就不存在计划。

但即便如此，今年520结婚登记数据，四川的表现也并不亮眼，暴跌36%的数据背后，是今天鼓励生育的当下，任何措施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

许多人似乎也并没有意识到出生人口的急速下滑，跟自己的未来到底有着多么强的联系。

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人口断代的形势愈演愈烈，未来和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几乎所有一切产业都将被重塑，人口降低的好处可能是竞争变得不那么激烈了，但相反，由于市场的需求总量减少，工作岗位自然也会进一步下滑。

而更多的研究也表明，人口多寡和就业之间并没有特别强的因果关系。

在今天，宏观意志层面的催生，和个人意志不想生之间的割裂是如此之深，这不仅让我们开始思考：现在鼓励国民生育，重新培养人们对人口的重视理念，是否为时已晚？

回顾今年年初，在去年的人口数据出来之后，许多人表示震惊，也有人乐见其成，认为人口的减少乃至下滑，于就业有利、于缓解内卷有利。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今天人口的负增长，死亡的人口更多的依然还是老年人口，疾病、衰老依然是死亡主因，这也意味着，内卷并不会随着人口总量的减少而有所缓解。

对青壮年劳动力而言，人口减少的主力显然不是这个群体，哪怕是长期来看，今天职场竞争的群体依然是80后、90后乃至00后居多，这个群体的人口并不会随着现在人口负增长而竞争减弱。

因此，那些希望于人口负增长而导致个体收入增加、竞争减缓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但我们又不得不否认，今天国家想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的努力，做的可能还不够。

例如一些地方开始鼓励生育，生二胎乃至三胎以上每个月奖励几百元的现金，这类措施在网络上遭到许多年轻人的“嫌弃”，认为这点钱还不够纸尿裤，这也客观上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正在受到收入低、生活成本高的不断蚕食。

现在鼓励国民生育，当然为时未晚，但如果尚不能拿出更有力的措施去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那么出生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这将会危机到养老金、社会保障、税收、甚至是公共安全，最终受损且买单的，不仅仅是那些吃到人口红利的少数人，同样也是作为“人口红利”的大多数人。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棋局。

计划生育导致国内近2亿的独生子女，未来这2亿独生子女要担负起为父母养老的重担，还要应对日益增加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成本方面的难题。

而今天，鼓励生育的各项措施，在这些大问题上，还并没有太大的涉及，年轻人的压力史无前例，生育繁殖的意愿只能被迫后移。

今天面临人口困境的不止是我们，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日本到俄罗斯再到瑞典，都在面临同样的人口问题，而这些国家的刺激生育措施也几乎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用补贴的手段刺激生育，但纵观他们的经验，效果并不明显。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是后发国家，但人口问题显然要严峻的多，我们是世界上倒数第二生育率低的国家，仅次于韩国。

这也意味着，新生儿出生数量的减少，将会导致老龄化的加剧，而届时庞大的老年群体，会让老年抚养比急剧上升，到时年轻人身上的重担可能还会更大。

老年人口的增多，不单会对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有直接的影响，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下，也将加速养老金账户亏空。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00年国内老年抚养比约为9.92%，也就是约10名社保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位老人的退休金，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升到了15.9%，也就是约6名社保缴费者需要供养一位老人的退休金。

而去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20.8%，这个数字意味着，今天约5名上班族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的退休金，未来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我们可能会看到，两名上班族供养一位老人退休金的情况出现。

数字更能够直观说明这一切。根据最新数据来看，全国老人退休金平均为两千元左右，按最新的老年抚养比20.8%来看，这也意味着，今天每位缴纳社保的上班族，每个月大约要支付四百多元的成本，去供养一位退休老人。

当然，由于企业为员工支付了大头的养老保险，因此员工自身的感受可能并没有这么深，但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为员工支付的隐形成本，哪怕员工自己看不见，但不意味着这笔费用不会分担到员工身上。

今天许多企业之所以不愿意缴纳社保，或者说员工的薪资低，那是因为企业的用工成本较高，尤其是社保支付成本占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员工实际拿到手的收入。

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为员工买单的，必然会从员工身上的“其他地方”找回来，例如更低的到手薪资、试用期不买社保、没有加班费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不严格遵守《劳动法》，很可能不是企业不想遵守，而是遵守的成本太高，而违约成本又比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鼓励了企业不严格遵守《劳动法》。

个体不愿生，到了宏观上，养老成本就会均匀地分摊到每个人身上。

去年一项针对2万名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说自己不想要孩子，这间接反映了，问题不在于某个人身上，问题在于社会。

今天我们试图说明不生育对个人的严峻形势，但我们显然也无法要求个体在当下的困境之中，还去生育更多。

而唯一能够做些什么的，就是出台力度更大更实际的鼓励生育措施。

例如，不管是生一胎还是二胎，都应该以直接发现金的方式，去鼓励人们先生育，而不是只奖励那些生二胎以上的家庭。

但考虑到各地的财政不同，因此补贴力度也不同，因此还可以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设立专项的生育补贴基金，专款专用，以健全生育激励体系，从而鼓励更多人生育。

与此同时，物质奖励和精神经励都应该双管齐下。我们完全可以学习俄罗斯的经验，例如生了三胎乃至五胎时，还可以颁发证书，名字就叫“英雄母亲奖章”，这也可以在精神上，鼓励人们多生。

刺激生育意愿，不仅仅要从发钱上面入手，更要塑造一个好的叙事，一种以“多生”为社会荣誉的叙事，可以在多孩家庭设置一些荣誉奖章，甚至免排队等专设通道等等，这些措施花钱不多，反而效果还更好。

尽管现在鼓励国民生育，已经晚了一些，但只要愿意改善年轻人的生育困境，减缓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那么在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

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就认为，国内的人口政策改晚了，过了最佳时机一二十年，想调整都调整不了，生育是个人意志的问题，不是机器想开关就开关，想拧龙头就拧龙头，一旦观念转变，你想放也白放，现在的事实就是这个结果。

梁建章则相对乐观一些，他认为根据他国的经验，每增加GDP的1%用于生育补贴，那么生育率就会提高0.1%。

去年我国GDP为一百多万亿，这意味着需要拿出上万亿来补贴生育，给人们发钱、发放各种假期福利等等，但今天我们显然离上万亿的生育补贴还很远很远。

今天我们的生育率是1.1，比隔壁的日本还要低，但日本饱受人口老龄化的折磨已经数十年，在促进生育这方面，日本显然做的要比我们更好。

未来促进生育，我们还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去用心改善今天年轻人面临的诸多问题，力度一定要大，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扭转人口劣势。

生不生虽然只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但在这件事上，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却有很多很多，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显然也没有资格去责怪年轻人本身。

因为最终老龄化的代价，会均匀地分担到每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