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和人口焦虑，都是与中华民族伴行了几千年的历史基因。提升人口红利和缓解人口焦虑，也是让中华民族摇摆了几千年的历史课题。

因为前三十年的基本国策过于无孔不入，许多人已经想当然地把“计划生育”狭义化、当作了“少生优生”的代名词，其实，“计划”原本就意味着“有目的地引导和调节”，至于这调节是往上还是往下、追增还是追减，并不存在限定。

所以，若问古代有没有计划生育，那自然是有的，若问古代的计划生育是为了限生还是催生，那就多半是后者了。

毕竟，打仗、种地，最唬人的筹码无非“十万精壮”、“遍地征夫”。秦国那五百万人口在战国后期是碾压性的优势。曹操与刘备拉锯失利、放弃汉中时，最重要的收尾工作，也无非是“拔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地方留给你，可人我必须带走，这种思路搁在700万叙利亚难民就能让欧亚大陆瘫痪的今天，真真不可想象。

插句题外话：老龄化与人口倒悬，解决过程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选择先得罪哪一边——是让年轻人承担更多的劳动责任和税负责任，还是让老年人出让更多的既得福利与保障。在欧美，双方都有选票，都得罪不起。而在中国，双方关系密切抱团取暖，得罪谁都意味着同时得罪另外一方（比如减少对老人的医疗保护只会把这部分开支转嫁到他们的子女身上）。

因此更多时候，这种零和游戏般的愤懑，会选择一个第三方来加以发泄——也就是说，老年人和青年人不互相记恨的办法是，大家都相信有一个入侵者抢夺和稀释了资源——比如，这几年整个欧洲都在吐槽外来移民。

由此可见，很少有人喜欢拥挤和嘈杂，但也很少有人不喜欢仓廪丰实、牛马成群、物产富饶。

也就是说，没谁喜欢人多，但谁都喜欢东西多。

所以，要追求“人多”的时候，多半，就是人和“东西”等同化了的时候。

在这片黄仁宇口中“从未实现数目字管理”的神奇国土上，人被当作“数目字”来对待的时间，却无比源远流长。

这么看来，我们兜兜转转，总算又在目的上与老祖先们完成了周而复始、殊途同归。

孔子曰：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所以，鼓励生育这件事，真是让许多朝代和许多大人物，都动过脑子的。

鼓励生育，往往都从鼓励婚配开始，毕竟谁都不是圣母玛利亚，或者饮了子母河水的唐三藏——人在家中坐、胎从天上来。

西周的法定婚龄据说为男子30、女子20，后者还好，前者简直是要憋死小伙子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诗经里到处都是美好的野合与私奔。聪明的执政者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

作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桓公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被史家津津乐道，渔盐之利、九合诸侯、国家资本主义，却很少有谁注意到婚龄调整：男子20，女子15，相比西周，下降速度非常可以。

至于这个新政的出台过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日：“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齐桓公微服私访，在一户民家看到一个70岁的老大爷自己做饭，便问他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这仨都还没娶到老婆，所以外出打工赚钱去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个情况跟管仲商量了，管仲便提出了鼓励早婚。

不是坐在宫中开脑洞，更不是来自临淄哪个知名学者的提案与建言，亲自调研、走访民间、听取最真实的声音、加以反思论证，这才是一个生育政策出台的必要过程。

也请注意那个配套方案：“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先从君主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怪民众的积极性，要怪社会的不公平，民无妻的根源是你多妻，那么，从我做起，遣散宫女，让她们去与平民婚配。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这是多么重要。

无独有偶，勾践为了励精图治、灭吴兴越，制订国策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够狠吧？够专制吧？够变态吧？

可是还有下文：“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

快要分娩的，国家派医生来照顾；生男孩，国家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国家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孩子的，国家配一名奶娘；生两个的，国家发给粮食。有寡妇鳏夫患病和贫苦者，国家负责他们子女的教育和抚养。

细密、周全、广大的覆盖面，简直让人想起北欧的高福利神话，和一度流传甚广的“在澳洲靠着生娃拿奶粉钱就能过日子”的传说。

社会保障、安全感、幸福感，这才是提高生育率唯一的有效方案。

这个道理，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演绎得明明白白。

西汉高祖7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东汉章帝元和2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外。生孩子的家庭，两年甚至三年内，免除徭役、贡赋和人头税。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正月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破除“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的陈规陋习，给民众以再婚的自由。

“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愿景描绘再美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恐吓再傲娇，都只不过是空对空的口头支票。

减轻民众负担、切实的经济回报、移风易俗与观念革新、尊重每个人的感情自由，这些，远比不切实际的鼓吹更加有效。

不想让大国空巢，那就先把大国建成有幸福感和尊严感的暖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