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拜识何炳棣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从先父李埏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与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先父当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提到他与先父的同窗之谊，并写道：当时他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则说：何先生才气过人，同时也极富个性，在联大学生中十分活跃。当时有联大学生二十来人，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大家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士”字，意即“士子学会”。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由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学会的召集人是丁则良、王逊和何炳棣三人。后来何先生考取公费留美，不久中美关系剧变，音讯遂绝。

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访问大陆。先父从报端上见到报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改革开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陆更经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直到此时，两位老友方有机会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学访问时，我恰好在昆明省亲，因此有幸拜识这位仰慕已久的学术前辈。

初见何先生，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风度。何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爽朗的笑声或者直率的质问声，都远近可闻。在云南大学，他就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作了专题讲演。讲演会后，先父和家慈设便宴款待何先生伉俪。老友暌离四十年，一旦重逢，宾主都不禁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他们回忆起联大时代的生活和师友，都觉得那时尽管生活艰辛，仍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88年，蒙黄宗智先生之邀，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半年。此时何先生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到尔湾加州大学任历史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在尔湾期间，我造府拜见了何先生。在何府与何先生的畅谈，主要是学术。何先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说，你有一篇文章谈明清江南的建筑业，你应当去欧洲看看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欧。一些中国学者对欧洲的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纪欧洲看得十分贫穷，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许多地方乡村中的建筑（特别是教堂），你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后来我到了欧洲，跑了不少国家，特别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确实有理。

2003年和2008年，我应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开车，依然是通过电话向何先生请教。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对我说他很羡慕老友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清华历史系曾积极努力请何先生回清华短期讲学，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事终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杨振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何先生回母校访问的心愿方得实现。何先生在清华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另一次则是在历史系的《夏商周断代的方法问题》。何先生做讲演之事在学校内外引起轰动，年轻学子们都抓紧这个机会，力图一睹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讲演场所人满为患，许多学生只能站在门外倾听。在讲演中，何先生虽然耳朵有些重听，但是神采依旧，讲起话来声如洪钟，观点鲜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岁高龄。

我参加了何先生在高等研究院的讲演，会后与何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我谈到我即将从清华退休，他听后颇感愕然，随后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与退休不退休无关。你看我现在已经九十有三，第二次退休也已多年，但每天读史写文，与过去没有两样。退休后，可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未尝不是好事。”因我此时马上要离开北京，未能参加何先生随后在历史系的讲演，因此2010年5月13日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转告一些友人，大家同感悲痛不已。他们在给我的电邮中说：“这几年，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大师相继仙逝，不胜悲痛，也不禁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慨叹”；“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一个个离去，就像一个时代在拉上大幕，令人伤感”。是的，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