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一时独步天下，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主义”世界秩序。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国际社会似乎也只有无可奈何地加以接受。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9・11”之后，两次反恐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倒，内里却虚弱了不少，不大可能再像之前那样无所忌惮地号令天下了。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基辛格开始系统地思考美国应着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世纪末，他撰写了《大外交》这一力作，2009年，他推出了《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去年，又出版了一部颇有分量的《世界秩序》，对于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美国应如何面对，应如何主导建立一个可控的世界秩序提出了他的判断和对策。这些虽不能说是未雨绸缪，但却是甚为敏锐和深刻的顺时应变之作。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国力已经相对下降。“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国际政治权力日趋分散，国际关系也真正全球化了，通讯可以瞬间完成，经济活动早已跨洲越洋，许多问题都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合作解决，如核扩散、核安全、环境、气候、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等等。旧秩序的解体和向新秩序的过渡必然会引起一些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冲突和动乱。

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怎么办？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位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基辛格仍然对美国信心满满，认为美国毫无疑义仍将是新秩序建立的领导者，但是必须要改变一些观念，这涉及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取舍。

美国的外交政策历来有所谓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传统，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为源头。绝大多数的美国总统似乎都标榜自己遵从的是威尔逊主义。这是因为威尔逊主义，乃是在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和自认为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价值观均在鼎盛时期产生的，它是美国例外主义所孕育出来的产物，因而，似乎选择了威尔逊主义就站到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就体现出了美国出类拔萃的霸权地位。

对此，基辛格认为，现在情况变了，美国虽然仍“将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仍有其他强国并肩；是鹤立鸡群，但依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就是说，例外主义的基础没有了，所以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在21世纪也就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应是把美国价值和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现实需要最重要的是建立均势秩序。在“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上”，即基于从美国利益出发，以地缘政治的均势战略为选项。

19世纪的均势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英国模式和俾斯麦模式。在基辛格看来，英国模式是一种消极的均势模式，它往往坐等势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而出，而且几乎永远站在弱者这一方。俾斯麦则不同，他总是想方设法防止挑战发生，主张尽可能与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建立交叉重迭的盟国体系，并运用影响让竞争者知难而退。

基辛格认为，美国应效法俾斯麦，着手建立重迭架构的盟国体系，“有些是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如西半球），有些则结合共同的原则与安全考虑（如大西洋地区与东北亚），有些则大体以经济关系做基础（如东南亚）”，用以制衡（实际上是遏制）美国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基辛格的这些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执政当局所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美国的许多现实做法中，确实是可以找到基氏学说的影子的。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自己曾指出，学者著书立说和从政者治国理政，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学者没有风险，结论错了，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失误便覆水难收、祸及国家。他从过政，当过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要员；他更是学者，勤奋研究，笔耕不辍。这种双重身份的经历，使他的分析和思考，既不缺少学术味，又较少学院气，在研究和分析美国的战略走向时，对于基氏的观点和主张，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