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翁文灏写有《与林仲易、王芸生二君回溯往昔报刊》一诗，诗前有题记：林曾主《晨报副刊》，王为《大公报》执笔，各有经验。诗的内容是：

解放前头资产年，蝉鸣众士亦堪传。

系称研究罗文学，报名大公实则偏。

益世驰名宗教护，青年刊物论争坚。

京、津两地锋芒笔，事后追思意惘然。

这首诗收录于1999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翁文灏诗集》，虽然字面意思显豁，但内涵却颇曲折、丰富，值得诠释。

写此诗时，翁文灏已经74岁，距离他从法国回到新政权的天地已是12年了。这位书生从政的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院长，此时的身份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一生都勤于学术研究与经济工作的他，仍然积极参加各种考察、学术活动。根据《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李学通著），1963年的8月，翁文灏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赴青岛避暑修养，期间出席了时事座谈，并做有关花岗岩地质的学术讲座。

无论多忙，翁文灏都坚持用旧体诗来纪事书感。林仲易、王芸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根据写作时间推断，《与林仲易、王芸生二君回溯往昔报刊》可能作于三人参加政协组织的这次避暑修养期间。

诗的第一二句，是对旧日报人的肯定。“解放前头资产年”，应指从前的报纸都为私人所有，“蝉鸣众士”，应指当年报界的风云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喻义是有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作者认为往昔这些“蝉鸣众士”是有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的，显然是一种肯定。

奇怪的是接下来的三四句。“系称研究罗文学”，应指《晨报》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而林仲易主持的《晨报副刊》，当年曾是倡导新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之一。“报名大公实则偏”，明显是对昔日《大公报》的评价，指其名实不符，名为大公，但却偏颇、不客观。

对昔日《大公报》的这种评价，是翁文灏自己的看法，还是在转述一种当时流行的评价？现在已经知道，在1959年的整风运动中，王芸生已对历史上的《大公报》做了严厉的自我否定。他断言旧的《大公报》不是人民的报纸，基本是政学系的报纸，是“在烂中国搞烂政治”。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则有爱国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小骂大帮忙”，是带着民间报纸的帽子，但与统治者关系密切，俨然执报界之牛耳。对旧日《大公报》的这些说法，不是什么秘密，是早已很公开、流行的。所以，笔者倾向认为，翁文灏应该是在客观地转述，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

五六句，谈到了当时驰名津门的《益世报》与《新青年》。前者，是一份以自由主义标榜、不在国共间选边的报纸，创始人为天主教人士雷鸣远。《益世报》影响力虽不若《大公报》之盛，但也是一座舆论重镇，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份报纸。

诗的最末两句，记录的是林、王两位话旧时的心境。这两位当年报界的风云人物，与翁文灏坐在一起，谈起当年报业，不胜白头宫女话天宝之慨，心境是“惘然”的，而有此心境，与昔日“锋芒笔”而无所施其锋芒，应该大有关系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反“右”刚刚过去，这些昔日报界的风云人物都经历了惊涛骇浪，通过唾面自干得以自存，但翁文灏的这首诗，掀开了这些旧日报人在新格局下的内心世界的一角，不失为以诗证史的有价值材料。

事实上，翁文灏曾被“蝉鸣之士”严重地冒犯过。这就涉及到他与《大公报》的关系。

翁文灏与《大公报》有极深的渊源。他很重视这份报纸，也曾与其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早在1934年1月4日，翁文灏就被《大公报》聘为该报“星期论文”专栏撰稿人。“星期论文”最早由胡适发起、主持，是当时极具影响的评论栏目，撰稿人包括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人。1月28日，翁文灏在“星期论文”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中国的进步》，署名君达。

作为中国地质、地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翁文灏的活动也备受《大公报》的关注。在接受“星期论文”聘用的当年二月，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县遭受车祸，生命危殆，《大公报》对此作了跟踪报道，刊发多篇稿件。此时，蒋介石已经在竭力延揽翁文灏从政，而翁文灏一直在坚拒，车祸发生后，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让著名医生牛惠霖驻杭专门负责治疗翁文灏，并请鲁涤平延请有关专家、名医到杭会诊。《大公报》消息向来灵通，因此笔者猜测，该报对翁文灏的车祸遭遇如此重视，未始没有知道蒋正延揽翁这一层原因在里面。

1938年12月8日，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接受了王芸生的专访，就后方经济建设系统地发表了意见。

1940年11月20日，翁文灏到重庆建设新村的《大公报》社，就当是工矿业情形做演讲。

1941年9月26日，翁文灏前往重庆嘉陵宾馆，吊唁于6日去世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然后，两个月后，翁文灏与《大公报》之间出现了一场风波。

事情起于11月14日的香港《大公报》社评，当日，该报刊发题为《物价与产业政策》的社评，批评国营事业未能脱离官僚主义的作风。社评说：“有则人事时有变动，当事者存五日京兆之心理，有则贪功急图，今日下一命令，限定某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某项工作，明日下一命令，限令某部门在一定时期之内，拆迁或结束。在上者举棋不定，遂令当事者疲于奔命。”社评批评政府官员的急功近利与短期行为，锋芒直指翁文灏主导的经济部及翁本人。

翁文灏是个做事极其认真，对下属有严格要求的长官，但他也有知识分子的通病，即做事比较犹疑和事必躬亲。这一点，他在从政前征求好友胡适意见时，胡适已经坦率地指出过。

社评还指：“至于若干需要相当时日而不能立求事功的基本建设，反因此耽误而一无所成，例如有少数人利用国营企业为发财之捷径，国营事业奄奄一息，而彼辈之囊则日以肥满，过去并无此先例，此官僚主义之损害国营企业者一也。”社评批评官营企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尤以某种官营企业而与金融资本相结合者，则因其具有种种非普通企业所有之方便，逐渐的展成为垄断性之组织。同业多被吞并，本身生产并不增加，当事者利用统制以扩大其独占性之经营，受其益者为官僚资本而非国家资本，受其害者，则为社会经济之一般。”

《大公报》的这篇社评，指控甚为严厉，既抨击了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官僚作风，也谴责了官营企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造成垄断，扼杀经济的生机，更指有人中饱私囊，存在腐败。社评同时也批评了主事者的工作作风与风格，某种程度上，可谓指到了翁文灏的痛处。

翁文灏与副手钱昌照分别致函《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予以反驳。翁文灏在信中称：“关于国营事业者，此项工作多为资源委员会担任，社评指摘之点尤在未脱离官僚主义之作风。查此会所办工矿并无主持人员加入资本，主管人员悉皆廉洁从公，对于下管人员之偶有营私舞弊者向皆认真处理分别轻重斥革惩罚，所谓利用国营企业为发财之捷径未知贵社据何事而言······至于工矿主持向为学有专长笃志服务之人士，皆能精心从事，续继不怠。按之事实，绝无社评所谓五日京兆之情形。”

反驳了对官僚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指责后，笔锋转到对国营企业是否挤压民营企业这一问题。翁文灏说：“关于协助民营工厂者，以工矿调整处办理较多，其具体工作，初为督促及协助工矿设备内迁，其机械数量及事业种类已迭行正式报告，可不复述。后方新式设备，实赖内迁器材占最重要之成份，继为供给外购工具及材料亦于民营厂矿不无裨益，目前尚在继续办理。”言下之意，在日寇进逼之下沿海企业向大后方内迁的过程中，并未排斥民营企业，民营厂矿还是有空间的。

对于中饱私囊的指控，翁文灏这样解释：“关于工业统制者······经济部以及所辖各事业组织并无主管人员及其他任何投资，则社评所云官僚资本云者，殊不明作何解说。自信所属国营事业中，从来未有丝毫官僚资本所助。民营事业亦悉以事业对于国家需要为唯一前提，从不以官僚人情做标准。”

信的末尾，翁文灏这样表白心迹：“清夜问心自觉无愧，今用谓有利官僚资本而无补国家事业，读之痛心无过于此。弟从事学术工作二十余年，向不为自身图任何利益，亦立志绝不为任何私系或派别图利，并对于所属人员亦常以此相勉。弟自度责任之重，深恐才力有所未胜，但淡泊持身公忠体国，宿夜自勉，无时或懈。”

根据《翁文灏年谱》记载，翁文灏的这封信见于《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卷第4期。《大公报》是否刊载了翁文灏的这封自辩信还待查。

翁文灏的经济思想，与其三十年代考察德国、苏联有很大关系，很重视国家的计划，但他并未主张全盘的计划经济，而是认为国营与民营应该并重，不可偏废。至于翁文灏个人的清廉自守，有口皆碑，毋庸置疑，他也是出了名的对下属要求极其严格的长官。所以，《大公报》社评对其工作作风的指摘，有失偏颇之处。至于民国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究竟是否、如何控制了国家经济，这是一个大课题，有待专业人士去考辨。

值得玩味的，是翁文灏面对媒体如此严厉指控时的态度。他亲自执笔为文，苦口婆心地自辩，而不是通过政治手段对《大公报》假以颜色与惩处。1944年9月21日，在其次子翁心源在对日作战中牺牲后的第5天，翁文灏还接受了《大公报》的专访，似未见他对《大公报》心存芥蒂，施以报复。

待1963年，翁文灏与林仲易、王芸生回溯报业往事时，这次冲突已经过去20多年了，天地已然变色，他仍以“蝉鸣之士”看待包括批评过他的《大公报》等昔日报人，可谓殊为难得。

原载作者近著《理工学人的诗与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