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起，蒋介石开始按照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密集地邀见学界中人。

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学者，几乎都符合这两个特点：其一，为极具名望；其二，为从未与国民政府合作，有的甚至是激烈批评国民政府者。

在他们当中，最受蒋介石关注者，为地质学者翁文灏。

学者“从政”

翁文灏（1889-1971），字詠霓，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为蒋介石同乡。1912年，翁文灏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创人，历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代校长等。

1932年5月，翁文灏、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独立评论》。他们既是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其他撰稿人多数也和他们一样，有着留学欧美的经历，并在归国后一直抱有以“德先生”和“赛先生”进行社会改良之梦。

但是，在《独立评论》创办之时，对于这批学者而言，那个改良梦，实际上已经渐行渐远。

在“五四”时期，学者群体担任了启蒙者的角色，但在“五四”过去十年之后，这些学者尴尬地发现，他们几乎已成为了社会边缘人。

比如，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作家茅盾曾感慨道，知识阶层从来不是“社会的主人”，甚至谈不上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能发挥的唯一作用不过是呼吁政治改良，而这些呼吁往往是毫无效果地消失于空气之中。

胡适等人曾倡议过“好人政府”，但随着多数成员有着留学欧美经历的王宠惠内阁的倒台，这一尝试也宣告失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强人政治时代到来。起初，胡适发表了多篇以宪政和人权为主题的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在《独立评论》创办后，胡适等人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1935年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政制改革的大路》一文，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但是“这个领袖必须是一国的领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领袖。”

而翁文灏则在更早之前，即对国民政府表示了支持，而且，他在“好人政府”失败之后，仍对“好人政治”抱有幻想。

1932年8月，翁文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一文。他写道，比起主义和路线的论争，实际工作更为重要，“究竟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抵制日货，有什么方法免被经济上的征服？我想，这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什么独裁双裁、民主宪政等等名词的争辩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只要国民政府“有力量能负责”，则“我们不应该破坏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坏自己”。

蒋介石也一直在关注着学者群体的动向。

1932年夏，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邀请翁文灏“往谈国事”，随后又派人前往北平，当面邀请翁文灏上庐山“讲学”。

二人见面后，蒋介石极尽诚恳之姿。当时有人认为，蒋介石邀集知名学者，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实力。对此，蒋介石向翁文灏解释说，他并非是要“争政权”，而是想和诸学者“竭其所能，同心戮力”建设国家。

对于蒋介石的谦恭表现，翁文灏表示“颇感佩慰”。他为蒋介石讲解了中国的矿产资源分布状况，又建议尽快制定国家建设计划。

“讲学”结束时，蒋介石正式提出，请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当代第一人才”

翁文灏等人之所以在这时开始支持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密集接触知名学者，原因在于国难当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当时，翁文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余居北平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但东北沦陷，极受震惊……深恐大好河山，竟归破裂。”

“九一八”事变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后来，日军进逼华北，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道：“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也就是说，蒋介石想要仿效越王勾践，在生聚教训之后击败强敌，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即需以国内安定团结为条件，对于弱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但是，当时的中国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其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长江中下游，控制华北、华南、西南等地的，则是各股地方势力，它们相互争斗不已，并且不断和南京方面争锋。此外，在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也一直在消耗着它本就不多的实力。

即便是在国难日急之时，这种内部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息。比如，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李宗仁、陈济棠等制造了“两广事变”，并且差点演变为一场内战。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反而是从激烈批评他的学者群体那里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翁文灏受聘为秘书长，胡适、丁文江等受聘为委员，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受聘为专员。总计有450多名学者、名流因此参政、从政，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学者从政大潮。

蒋介石这样解释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之目的：“值兹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划，从事建设。”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扩大，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势必不可避免，而对旷日持久的现代战争而言，可以说决定性的胜败因素不在战场之上，而在于工业能力以及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供给。

1934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在调查石油途中发生车祸，医生甚至一度通知其家人预备后事。此事震动了北平、南京等地的学界，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报告了翁文灏的病情，但却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认为这是“互相标榜”。

同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知道此事后，特意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一文，从人人都熟悉的日常生活入手，写翁文灏工作是如何地勤勉，以及怎样精打细算地使用调查经费，希望人们以此“了解为什么翁先生的许多朋友十分地敬爱他”。

两个月后，翁文灏脱险。

但是，丁文江后来却在地质调查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年仅48岁。

1939年，在翁文灏的主持下，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玉门油矿及炼油厂建成投产，并在3年后达到了年产180万加仑汽油的生产规模，之后又上升到了日产5万加仑。

对于今人来说，这些产量也许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每一加仑汽油，都是生命线，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封锁而难以进口汽油的情况下。当时，由于大后方缺乏铁路，运输几乎全靠汽车，若没有了汽油，战略物资的运输即会陷于瘫痪。对此，时人称“一滴汽油一滴血” 。

此外，在抗战初期的工业大迁徙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后方工业建设中，翁文灏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称赞翁文灏为建设大后方的“当代第一人才”。

当翁文灏在主持战时生产时，其子翁心翰正在空中与日军厮杀。

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中，翁心翰作为副中队长率机作战，每日升空常达五六次之多。当年9月16日，翁心翰在桂林上空扫射日军阵地时，不幸被敌炮击中，在迫降后重伤殉国。

“风尘”之累

抗战胜利后，自1945年冬到1946年春，翁文灏连续5次向蒋介石请辞，以“退而研学”。

在翁文灏看来，他既然因抗战而加入政府，那么，抗战胜利之日，自然也是他告退之时。而且，这时的国民政府，已让他失望之极。

当时翁文灏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主持工矿事业的接收工作。

他坚信抗战必胜，因而未雨绸缪，在1942年即组织人员到沦陷区收集经济情报，编写了《沦陷区经济概况》等报告，后来又编制了《战后工业建设纲要》。

1945年8月29日，翁文灏以经济部名义，颁发《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整理办法》，随后又将收复区划分为东北、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鲁豫晋、冀察热绥以及台湾等几个大区，分派专员赶赴各区进行接收。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实现“工业梦”的绝佳机遇，因此他兴奋地对孙越崎等老部下说，请诸位专心钻研经济建设，一展胸中抱负。

10月，翁文灏返回南京办公。经济部之前派驻南京的接收专员向他报告，很多本应由经济部接收的工矿事业，已被党政军等机关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许多厂矿的物资设备遭到盗卖。

11月，翁文灏前往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考察接收情形，所见所闻更是令他万般震惊。“大接收”已变成了“大劫收”。首先是接收机关名目繁多，北平有32个， 天津有26个，上海更是多达89个；其次是这些接收机关毫无建设观念，眼里只有利益争夺。比如，第三方面军和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夺一所日人的俱乐部，竟对垒开火；再次，即是“大劫收”带来大破坏。比如，上海有家日人的生物研究所，培育了多种微生物。接收人员到来后，日人请求好好保存这些微生物，但接收人员只是一味地将显微镜等设施取走盗卖，无视微生物的保存，以至于日方科研人员说：“中国人只知贪污，不知文化。”

11月12日，在一次记者会上，翁文灏痛心地说，接收工作已“坏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地步。

后来，蒋介石在反思后曾写道，“大劫收”可以说是国府溃败的起点，“只图接收财产，不谋发展，致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翁文灏不断提出辞呈之时，也是他的“好人政治”理念破碎之时。面对整个体系的溃烂，他毫无办法，只有经受内心的煎熬。在等待蒋介石答复之时，他写诗感叹：“萧然客住赤崖颠，抚想时潮意念煎。”

1946年5月16日，蒋介石同意他辞去经济部长之职，但仍要他继续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23日，蒋介石又请他出任行政院院长。面对旁人求之不得的高位，翁文灏却万分为难，连晚饭连吃不下，匆匆赶往陈布雷寓所，找老友商议。此时的陈布雷和翁文灏一样，也已对国民政府万分失望，时有脱离政界之念，但是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因而赞成翁文灏帮蒋介石度过危机。

5月24日，翁文灏正式出任行政院长。

这也是他坠入深渊的时刻。

这时的翁文灏已十分清楚，他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府内缺乏根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政治花瓶，甚至可能会成为挡箭牌或替罪羊。

对此，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这样写道：“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人选，但他没有实力，没有私人追随者。”因此，结果将是，翁文灏“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

未及半年，因为经济已彻底崩溃，币制改革以惨败收场，翁文灏也成了“金圆券”罪人。

这一次，翁文灏决意离开国府。

除了到殡仪馆吊唁老友陈布雷，他终日杜门谢客。

11月26日，蒋介石同意翁文灏辞职。

后来，每当回顾“从政”经历，翁文灏常有误入“风尘”之叹。

一种观点认为：“翁氏悲剧在于，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他偏偏去要发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只有在合理有序的政治秩序中才能发挥的作用。”

胡适对此则慨叹道：“翁詠霓，命也？时也！”

参考文献：

1，  戴光中（著），《书生本色：翁文灏传》，杭州出版社，2004

2，  李学通（著），《书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