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者。他幼年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四川泸州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抗战时期曾担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他在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不到十年，民生公司即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至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卢作孚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影响巨大。1952年，他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著作汇编有《卢作孚文集》。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评价称，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其中，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在抗战时期，面临日军轰炸，他指挥着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工业、兵工业的命脉。

卢作孚不仅仅是一位“船王”，他还是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都在探索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三大领域，他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

1893年，卢作孚出生在重庆合川一个贫困人家。他小学毕业即辍学，却凭借着超强的毅力和天赋自学数学、历史、古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多个科目，亦深入研读国内外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名著，尤其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

年少的他加入了同盟会，时年尚不足十八岁。他曾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死里逃生；白手起家创办了民生公司，经过20多年拼搏，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

1924年到1925年，卢作孚在四川成都建立通俗教育馆。在筹办通俗教育馆的后半期，他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他认为，靠军阀办文化教育事业是不可靠的，“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他决定另寻新路，而这条新路，就是兴办实业。

卢作孚认为，四川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应该从交通着手。因此，创业的顺序应该是：交通，实业，文化教育，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1925年，卢作孚邀约友人，在重庆集资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这个名字，来自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吨位为70吨的小轮船。但在短短几年间，民生公司就成为了川江航运主力，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船只增加到46艘。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退往武汉。民生公司负责调集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人员、公物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到武汉和四川，再从芜湖抢运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和人员，将他们送往长江上、中游。

对于当时的情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回忆：“在整个撤退运输期间，都是由我的父亲亲自组织和指挥……在他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停地响着，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他不停地草拟文件，口述电文，处理从各地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和函件，忙得来常常连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也忘了喝。”

然而最紧张繁忙，以及最值得称道的，是卢作孚成功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的工业命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宜昌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一时间难民纷纷涌入，从沦陷区运来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也都在此积压，亟待撤往后方。

傅国涌在《大商人》一书中描述：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儿元气。除此之外，这里还拥塞着三万以上从各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难民，等待着撤往四川。“种种方音如鼎沸，具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这两句就是当时的写实。

而此时，距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日军又在节节逼近。此刻，可供运输的仅有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其他公司的2艘轮船。

当时的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四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研究后决定，借鉴1936年枯水时期民生公司创造的三段航行的经验，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撤退。

于是，最重要的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写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运转。

长江三峡，流急滩险，只能以白天航行、夜间装卸来争取时间。事后，卢作孚曾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回忆这段往事：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据其，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四十天过去后，拥塞在宜昌的三万待运人员全部运完，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去二十天，当长江已经低落到不能运输时，堆满宜昌两岸的器材都已被运走。战时运输最为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至此结束。

这次撤退被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比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在整个撤退中，运输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任务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日寇侵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它已是一座空城。

在整个抗战中，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代价：有16艘轮船被炸毁，117名员工英勇牺牲。爱国将领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卢作孚也因为这一时期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