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大荒情

送行时，科长宫明富送给李温平的纪念品，是用红布袋装的一捧黑土。李温平含着热泪，双手捧着红布袋，问：我算不算北大荒人？

……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中国工程师为修建“直捣东京”的“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建立了功勋，被授予一枚由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然而，这枚勋章却一直沉睡在美国五角大楼，直到38年后的1984年，美国罗伯特·薛德乐将军在单独举行的授勋典礼上，才将这枚勋章佩戴在一位古稀老人的胸前。

老人名叫李温平。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长、总工程师。后任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总工程师。1952年在官厅水库工程中，他钻研出一种深孔药室法，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1953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却被划为“右派”。当时，他担任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其实，李温平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他不过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所以，虽然没有反党言论，却属于“异类”。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发配到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当时，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在北大荒创建的劳改农场，1968年组建兵团时迁走劳改人员，接收城市下乡知青，才划归黑龙江垦区。

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主持垦区编史修志工作，在新出版的《兴凯湖农场史》（1988年版）中，首次看到了李温平的名字。在有关农场水利工程的栏目中，有他在逆境中为农场立功的“一炮成渠”的成就。农场史这样记载他的事迹：“1958年，农场组织‘三类人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20余人成立科研小组，从事农业、水利等各项技术研究工作。这些人员在其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特长，贡献了才智，做出了成绩。像劳教人员李温平（高级工程师），由他提出设计和负责施工的定向爆破法，节省了劳力214700个工日，加速了农场水利建设。”寥寥数语，使我记住了李温平这个人，并追寻他在北大荒的踪迹。大约过了几年，我在《农垦报》上看到一篇关于专门回忆李温平在兴凯湖农场的文章，才了解到这位工程师那段湮没在岁月尘烟中的历史片断。

这里，不得不提到文章作者于济川了。他是另一个“异类”，原是解放军随军记者，因历史问题被错判，曾在兴凯湖农场与李温平相处多年；1979年平反后任农场中学教员，后当选省政协委员。老于曾在《农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温平的回忆文章。风格亦庄亦趣，弥补了农场史的缺憾。

文章这样写道：“李温平没有被判处徒刑，不是犯人；没有被选举权，有选举权；没有行动自由，有在农场范围内溜达的自由；没有工资，有生活费。农场给他定的生活费是每月100元，和场长、书记差不多。他被分配在基建科，具体任务是负责水利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施工设计。他沉默寡言，对人和气，丝毫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那年，他46岁了，拄根棍子步行下工地，遇见顺路汽车也不坐。生活非常俭朴，每餐只吃一份菜，不吸烟、不喝酒。他不存款，也没给家里寄钱，花不掉的钱，全资助给生活困难的‘另类’了。”

在女儿患病住院的日子，于济川就接受过李温平的好心资助。15元、20元，最多一次30元。

文章还写了李温平为兴凯湖农场水利、道路建设做出的贡献：虽身处逆境，仍为他的专业冥思苦想，在沼泽地里实施“一炮成渠”的办法，设计了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法。安上自制的土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出五六百米的排水渠。农场采纳了这位爆破专家的建议，经过两年的努力，为农场修成了沼泽地排水系统，并形成网络，开出的耕地全部种上了大豆。两年间开垦良田6万亩，附带开出百余公里的道路；李温平还设计了导流堤防浪加固工程，并亲自砸夯抬土；六分场的泄洪道、“二荒公路”、湖岗公路等等工程都凝聚着他的设计智慧和劳动汗水。

文章说：“1962年，农场召开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李温平榜上有名，并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后由建工部召回北京工作——在建工部部长刘裕民的过问下，李温平1963年离开兴凯湖农场，回到了北京……临行前，农场基建科特地为李温平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科长宫明富送给李温平的纪念品，是用红布袋装的一捧黑土。李温平含着热泪，双手捧着红布袋，问：我算不算北大荒人？宫科长说：当然，而且是非常合格的北大荒功臣！”

感谢于济川老荒友用笔开启了李温平那段尘封了20多年的大荒生涯，填补了北大荒开发史上曾有一位二战英雄在逆境中留下功绩的这块空白。

迟到的勋章

《泰晤士报》赞叹：“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有修滇缅公路这样的精神，中国不会亡国。

这里，该回溯李温平和他那枚迟到38年的“二战勋章”的故事了。

李温平1912年生于福建惠安，那个盛产花岗岩和白薯的穷山沟，使他从小磨炼了顽强的意志。12岁随父到天津，入汇文中学，15岁就以特优成绩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备班，两年后升入交通大学铁路建筑系。毕业后不久，横渡远洋，赴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研究院深造；经名师指点，他在35000英里的铁路系统内，以观察员身份实习，学到了很多管理、工程方面的新知识。23岁那年，他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湖南大学电请他回国担任教授；于是，他回国教书，续写论文，并应湘黔铁路局之邀，帮助研究山区定线测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机轰炸长沙，抗日战线被迫向西南转移，必须开辟新的抗战物资运输线。李温平奉命立即投入到川滇东路、川中公路和乐西公路的修筑工程中去。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东南亚各国和国内重工业基地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外援助的作战物资，仅靠新建成的滇缅公路这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运进来。而这条碎石路面，坎坷不平，雨季又不能通车，必须改建双线并铺柏油路面。李温平再次奉命，接此重任，督率两万民工（多属老弱妇孺大军，青壮年都开赴战场）紧张施工。深秋的滇西，阴雨霏霏，他身着破旧工作服，顶着雨，用洋油桶壁钻孔透油的土法喷洒路面。在他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抢修，很快，碎石路被黑色覆盖。过去每天只能通过300辆汽车的土路，铺上沥青后，一天可通过2000辆。畹町至昆明的路程，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缩短到只需三四天了。1941年共有13万多吨军用物资从国外运往抗日前线。抗日大动脉终于畅通了！《泰晤士报》赞叹：“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有修滇缅公路这样的精神，中国不会亡国。

1942年，为了在中缅战场上对日军进行反攻，美军开始修筑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那至中国边境的公路。李温平担任了工程处副处长，配合美军上校薛德乐率领的工兵团，负责由东向西打通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的国内段。入冬施工，路线穿越大片原始森林，风餐露宿，瘴气袭人，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更难防的是敌人的子弹，每前进一步，路延伸一米，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公路穿过古永坝后，被一片沼泽拦住了去路，薛德乐上校一筹莫展，李温平却想出了“沉筏换土”的方法将路修成。公路接近国界37号桩，被一座高10米、宽30米的峭壁拦腰挡住。美国工兵束手无策，李温平分析石层纹理，采用钻孔爆破，苦战三昼夜，终于斩断石壁。就这样，仅用两个月时间，打通300余公里长的复杂路段，堪称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这条公路终于通车了。从1945年1月至8月，共承运5万余吨援华物资，约1万余辆（次）载重汽车由此驶入我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日本侵略军则元气大伤，节节败退；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庆祝二战胜利，1946年，美国盟军总部决定授予修建中印公路有功的几位中方技术人员以奖章，又奖授李温平一枚美国自由勋章……

这枚自由勋章之所以一直沉睡在美国五角大楼的原因是：当时李温平已率队配合美军工兵团抢修黔桂公路，不能赴美领取，美方把它存于国防部五角大楼。后来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交恶，分处两大阵营，接踵而来的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直到中美建交后的1984年，才由美国罗伯特·薛德乐将军在为他单独举行的授勋典礼上，将这枚迟到的二战勋章佩戴在这位古稀老人的胸前。当时，他的“右派”问题已被彻底“改正”，担任了国家建材总局总工程师，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当时他72岁了。

历史的巧合——授勋的美国将军罗伯特·薛德乐正是早年在抢修中印公路时率领工兵团的那位上校，他与李温平率领的工程队从东西两个方向打通“史迪威公路”，终于在缅甸胜利会师。

奉献的一生

“只要我活着，我的专业特长应该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北大荒。”

1984年，美国五角大楼。阔别38年，两位老人见面，分外激动，共叙在二战中结下的友情。他俩回忆起1944年初工程开始时的情景：在云南保山的工程指挥部，薛德乐上校将其助手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博士召到一起，要求两人各自回答：从昆明至怒江边惠通桥750公里公路，若全部改为双车道需开挖多少工料？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分别把自己的估算数字写在手心里，继而伸手摊在薛德乐面前。上校看后，当场对李温平说：“你是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李温平问：“为什么?”上校说：“您二位，一个是美军中校，多年在公路上施工；一个是中国的公路工程师。你们的估算数字相差不到百分之二。我相信我的助手贝克中校，更相信你这个留学美国又在中国公路上工作多年的博士。今后要在中国公路上中美共同合作，我更相信你的估算，所以说你是我们工兵团的总工程师！”就这样，李温平当上了滇缅公路抢修工程的总工程师……两人又回忆起率领修桥队伍抢修惠通桥时的情景，当时日军在西岸山上向大桥射击，队员时有伤亡，抢修工作的艰巨和危险难以想象。原来限令30天通车，可是他们仅用了15天就完成了任务。滇缅公路抢修后，中国远征军20万人渡过怒江，松山大战开始，在120天里全歼了在缅甸的日军……二老还回忆起中国和印度之间“驼峰路线”之漫长而艰难，同时又铺设一条从印度至昆明总长度为3300多公里的输送汽油的管道。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开工，史迪威将军在印度列多的公路起点专门竖起一面大长士气的木牌，上写：“此为直捣东京之路”！中印公路由中美双方对向修筑。美（印）方段1500余公里，美军投入施工人员5万余人（绝大多数为印度民工）。中方段约1200公里，美方空运来筑路机械。在工程遇到困难时，李温平向美方建议采用大爆破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这是我国首次将爆破法用于公路建设上。1945年1月22日，中美双方筑路人员终于在缅甸密支那会师。两天后，第一批军援汽车队到达昆明……李温平深情地说：“从此，我开始了具有意义的人生里程，这就是修复了滇缅公路后，我又被派与盟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它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温平的这枚勋章，不仅记录着这位工程师的卓越功绩和他个人的光荣历史，更是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战争的见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温平担任了国家工业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咨监委员，美国道路协会、爆破工程师协会外籍会员。李温平1986年离休，时年74岁。他离休后，仍不忘为国出力。他赴美商议在大陆合资办大学，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出资，开办“长城大学科学公园”。由于他的推动，中美双方有关单位就联合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达成了协议，并做出了贡献。

1993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了李温平在修建中印公路所获“二战勋章”、证书以及当年美军总部授予的锦旗，上绣中印公路路线和通车日期，以及珍贵历史图片，包括他和薛德乐上校会师的照片。参观展览的国内外人士无不赞叹这位爆破大师的功绩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就是李温平！无论是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是顺境和逆境，总是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前行。他一生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动和奉献，博得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高度赞扬！

李温平曾写了一本书，名叫《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却充溢着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人生哲理。正如李温平所说：“只要我活着，我的专业特长应该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北大荒。”

他在耄耋之年，依然在祖国的公路、水利、桥梁工程和爆破学领域中默默贡献。同时，他又借助民主党派和欧美同学会的有利条件，构建跨向海外和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至今无法统计他一生中为筑路、修桥、勘查、爆破而爬山涉水所走过的总里程，从中印公路的驼峰，到北大荒的沼泽地。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个人命运，虽说是他的“顺境”，却是“枪林弹雨”，至于他的“逆境”，更为百般艰辛！

在他的心目中，在北大荒的5年艰苦生涯和为兴凯湖农场筑渠修路所做的奉献，如同二战中为中缅、中印公路5年战争生涯所做的奉献，分量相等，重如千钧。

2010年5月19日，李温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然而，我们耳畔仍仿佛回响着他有力的话语：“只要我活着，我的专业特长应该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北大荒。”

李温平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将随着垦区对李老在农场的事迹深入开掘而弘扬光大。他为北大荒所做的贡献和他的高尚品格，也将永远铭刻在北大荒史册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