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官璘先生仅仅有过一次接触，时间为1973年6月11日。其时，正是文化革命后期，象棋艺术刚从“封资修”的黑帽子下解放出来。广东省队的杨官璘、蔡福如、陈柏样。李广流四位高手来杭州弈访。刘忆慈君和我商量，由我接待杨官璘一场。我们上场的对手比杨先生的技艺要差一些（沈芝松），但杨弈得十分认真，从晚上七时开始大约十一时许才弈完61个回合取胜。终场之后，作为主持这场表演赛的我，陪杨先生去新会酒家吃夜点。车子停在三元书场的门前，杨先生问了一句：“远吗？”当他得知只须步行五分钟后，就表示不必用车了。路上我总想和杨先生多谈几句，乃至想向他介绍一下杭州及西湖的沿革、景点，可杨先生始终沉默着，看得出，他对此“毫无兴趣”。在新会酒家的二楼，早已准备的夜点端上后，杨先生只是礼节性吃了一只包子，对于蛋糕之类的一概未动。最为使人遗憾的是，杨先生极少说话，乃至没问我姓名地址，而草草结束了这次表演赛及其接待。

当时，杨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瘦小个子，沉默寡言，不善休息（棋赛结束后还在想棋）……直到今天我看了他的一些资料，执笔撰文之时，才恍然憬语：杨先生的高超棋艺，就是在身已离棋，心脑仍在想棋的处境中来的。这就是扬官璘！

（一）苦心孤请攀棋城

杨官璘，1925年出生于教师兼小农商的家庭里，广东东莞乡人。身高约1．65米，瘦小而脸型稍长，个性沉毅而有坚韧不拔之气，在待人接物上讲究真、直、义、正四字。杨6岁学棋，7岁进学校，10岁起在本乡已无敌手，23岁起才踏上攻擂争雄、成名成家之路。29岁时攻下华东第一名手董文渊的象棋擂台，开始称雄棋国。解放后，连获四届全国冠军及亚军、季军、第五名等高名次。他是旧中国时的最后一个“棋王”，新中国时的第一个全国冠军、第一个象棋特级大师！

杨在棋艺上的成就可用苦心孤诣、坚韧不拔、积小成多。兢兢业业来概说。

少年时的杨官璘，以刻苦用功、颇有悟性、严谨对待学习而著称。他在读书时，数学都是100分，惟—一次99分，是因为未按老师要求写出“∵”、“∴”而致；英语课中，笔译和默书从未错过一个字。

少年杨官璘走上弈棋之路，和他的祖父十分爱象棋及东弟乡棋风鼎盛有关。其时杨常由其祖父抱着在乡间的棋档观棋，不到家里人来催是不回家吃饭的，杨官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象棋。所以杨官璘戏称：“棋档就是我的幼儿园。”杨10岁时，弈棋已称雄乡里，然而，14岁时，杨父病故。上有老人，下有弟妹，过早地挑起生活重担的杨官璘，对于棋艺追求虽然丝毫没有停步，但或多或少影响到他提高棋艺的进程。

由于杨家经济状况较差，青少年时的杨官璘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其时，正逢抗日战争初起，人们无钱制作新衣，为了养家糊口，杨只好干起贩布的营生。当时，广州上九路有个土布市场，聚集三教九流的人。这里的摊主大都喜欢下象棋，杨向摊主进布时，故意还个较低的价，不能成交时，就说：下一盘棋谁胜按谁出的价如何？而弈棋的结果总是杨胜，为此，杨进的布价总是最便宜，这就帮助了他养家糊口。

杨官璘的个性是，爱一个项目就要在这个项目中搞出名堂，杨爱象棋，就要在棋艺出人投地。在艰难的谋生时日里，杨没有一天停止过打谱和拆棋，对于搜求来的手抄、油印资料，杨总要拆通拆透，非至消化深尽而绝不罢休，而且还将拆棋的心得记录下来。有时午夜梦回，一着好棋蓦然出现在脑际，就一骨碌起床记下。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棋艺的提高，杨开始向茶楼、公园的棋摊进军。一天，杨到广州海幢寺转悠，有个姓梁名应众的棋摊主，看到杨在面前徘徊，便知是初到广州的外来仔，就以让双马为饵，诱杨对弈，不久即被杨杀翻在地。次日梁约来了“四大天王”之一的卢辉，但杨不知，竟以跳双边马对阵，结果战平，这一下在海幢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48年，23岁的杨富璘自付棋艺已有长进，鼓起勇气走进了永江公司攻打卢辉的象棋擂台。其时“卢天王”年事已高，棋锋已减。攻擂要买贰角一张的门票，如弈和擂主，可赠回一倍的钱；如胜了擂主，则可得一元的奖金，因此，擂主为了保名气，总是倾力将攻擂者击败。杨官璘购票攻擂后，以单提马应战卢的“五七炮”，由于事先充分准备，胜了第一局。次局，卢已心存顾虑，力守成和。这一胜一和的战绩，更鼓足了他向棋艺高峰进军的勇气。这次攻擂，又使杨结识了卢的学生李志海，进而和棋坛新秀曾益谦相交，还使杨参加了“香港象棋研究会”。

1950年，香港的中国象棋研究会举行会员比赛。经过六十多人的角逐，最后由杨官璘和李志海争夺冠军，开局后双方顶得很紧，但一过开局，杨年时艰苦拆棋、日积且累的深厚功夫终于见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杨第一次得冠军。

（二）光辉的战绩

广州解放前后，杨官璘从香港回到了东莞，原因是当时经济动荡，在香港难以谋生。那时，百业尚待复苏，杨若仍操旧业，亦耕亦衣，已心有未甘。

事情也真凑巧，杨家经济有困难，解放后的农会竟给送来了200斤救济粮，杨这才确实感到：社会主义是关顾穷人的，还是社会主义好啊！杨官璘决计再度出去闯荡他的象棋世界。他听说上海的“市面”比广州、香港要闹猛，名棋手多的是，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杨决计去上海奋斗。

一天，杨找妻商量。杨夫人深知丈夫有一颗浓浓的棋心，要拦，心不可拦；让他去，许能闯出个新天地，然而，盘缠呢？贤淑的杨夫人拿出了仅有的一枚戒指。当时，广州至上海的慢车票为18元，普快票24元，夫人的戒指只卖了10元钱。为了筹足路费，杨只好先在广州找人下棋挣钱，下完棋后，往往只吃一碗最便宜的杂烩饭。

1951年8月，杨终于到了上海。经过努力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摆起擂台，第一个对手是上海十大名手之一陈荣裳。第一局陈输，陈不甘心，再战再败，先后下了十四局，杨八胜六和，声威大振，引来了许多名手的轮番攻擂，其中有客居上海的罗天扬、窦国柱等，但均被杨—一击退。恰在此时，华南的另一名手陈松顺也来到上海。于是，上海棋界组织了一次“华东、华南名手对抗赛”，上海方由朱剑秋和何顺安上阵。由于这是华南棋手第一次访沪，有其特殊意义，棋坛前辈谢侠逊题一联助兴，联日：“华东华南争先半着，棋经棋诀各擅千秋”。比赛的结果，初战杨直落两局胜朱剑秋，再战又以一胜一和奏捷；在对何顺安时，虽然四战皆和，但杨官璘的声名跃上一个高峰！

不过，仍有一人使杨未能忘怀，此人就是“华东三虎”之首董文渊。董崛起于1937年的“江、浙、鲁、闽四省棋赛”（获冠军），1939年到香港后和“七省棋王”周德裕争雄数年，其人聪明伶俐，棋艺锋利无比，且常有奇思妙着，不过，董也有狂做的缺点。当杨拟回归广州前，董从杭州来沪了。于是，董、杨相约作六局赛，结果杨以一胜二负三和输给了董。临别时，董对杨说：这一年你的棋艺大有长进，但两年内恐占不了便宜。杨咬咬牙说：“明年见。”

秋风萧瑟，回穗后的杨官磷逐一细拆了对董的六局棋，参照了董的其他对局，苦苦求索，潜心研究，他要实现“明年见”的诺言，他要实现争雄棋国的宏愿。拆呀拆，磨呀磨，多少个不眠之夜！

第二年8月，秋风乍起。念念不忘“明年见”的杨官磷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次他是专为找董挑战来的，当然，以棋艺挣钱为生，也是此行的目标之一。在与董较艺前，杨在上海遇见北方棋坛名家谢小然，共弈两轮六局，皆平。那时，董文渊在米高美舞厅摆擂台。8月底，杨向董下了战书，订了十局赛之约。

当时的摆台，播主败了，要求折台散伙，要求胜者坐台，董文渊自是不敢轻视。9月12日，杨、董十局赛揭幕。首战，杨先以中炮巡河炮进攻，引车过河，紧握一先；董以屏风马御敌，守得滴水不漏，双方一直僵持不下，然而，苦拆苦练后的杨已非一年前可比，而董尽管小心翼翼，但平时的骄气和浮躁总会在细微处偶然反映，当一步小小的空着被杨抓住后，杨驱七兵疾进，竟先拔一城！第一战的胜利，不但使杨大为振奋，也使上海的一部分棋迷欢欣有加，因为这部分棋迷虽然十分倾倒董文渊的棋艺，但对董棋品也有些不屑。

当第二局战和，第三、四、五局或胜或和时，到第五局结束，杨已取得三胜二和的战绩，虽然第六、七两局董获胜，但八、九两局又是杨胜，于是，董文渊被请下了擂台！上海的最高象棋擂台上高悬“杨官璘”的大名，这是杨官璘既“报仇”又迈上称雄棋国的一个大步！杨官璘终于实现了他苦心孤诣攀棋城的宏愿。

当杨官璘凯旅归穗后，声誉更加振荡，但在广州还有一个陈松顺与之并驰。棋人中也分拥陈和拥扬两派。一山难藏两虎，杨、陈的决赛终于成为不可避免。1953年6月6日，杨、陈十局赛在岭南文物宫拉开战幕。由于这是广州乃至全国的高级比赛，每晚观众达数千。首战陈先行，以中炮单提马横直车猛攻，杨应以屏风马进三兵，因一步进七兵处理失当，被陈胜了第一局，于是拥陈派欢声雷动。但杨官璘不浮不躁、谨谨慎慎、细细密密地弈第二、三、四局，竟连拔三城。双方休战六天，五、六两局，陈又取得连胜，将总比分扳至三比三平。由于杨、陈大战的十局赛，有起有伏，将羊城棋迷搅得心头痒痒，有人在茶楼暗暗下赌注，预卜胜负。第八局时，形势的紧张自不用说。杨借先行之利，以中炮过河车进攻陈的屏风马，由于陈过早弃三兵，被杨伺机逐马得象，取得优势后，又步步为营，终于夺得关键的一局。九、十两局，陈虽力图扳回，终因功力不相上下而两战俱和。就这样，第一次十局赛杨取得多胜一局的胜利。

十局赛结束，杨官璘成了广州夺杯第一人。忽然，他竟回东莞小乡经营小店去了。一些棋人大惑不解：杨为保名避战吗？不像。是乡下好发财？也不似。那么，杨为了什么？原来，杨和前辈棋手王浩然、张观云有相似的思想：弈棋饭不易吃。“七省棋王”周德裕，棋艺可谓高矣，不是在经济飘摇中倒下吗？“棋仙”钟珍、“天王”冯敬如，不是一生以棋为业，也终于不可自拔而毙于街头！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前辈棋人在作出自我牺牲的同时，为中国的棋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但若既弈棋，又有固定的职业，如杭州刘忆慈那样，不是更好吗？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杨官璘设有估计到两点：一是棋坛逐鹿，疏于经商，开店不久，情况不佳，税也交不出；再一点是还有人记惦他，笔名梁羽生的陈鲁邀他为香港的报纸写棋评，且报酬不薄。于是，杨官璘又收起了小店的摊子，从1954年下半年起每周为香港（大公报）写棋评，他更没有料到新中国成立后，象棋正逐步走入体育殿堂，不久将有大动作、大比赛、大改变，那就是从1956年起开始了全国象棋比赛！

1956年12月，一项千年棋史上空前的全国赛在北京举行，三十名棋手经过精挑细选，代表三十个城市参赛。此时棋手们的称谓是象棋运动员，预示着象棋将从街头小摊而走向大会殿堂。15日至27日的两周比赛，杨官璘以精细的功夫和技艺，初赛取得小组第一后进入复赛。复赛分三组，取前二名，杨再以小组第一进入决赛。参加决赛的有何顺安、侯玉山、王嘉良、李义庭、刘忆慈和杨官璘共六人，采用分先两局循环制，以决出冠、亚、季军和四、五、六名。首仗杨对刘，以一胜一平得三分取胜。次仗对何，又以一胜一平得三分取胜。三战俟，杨又以精巧的技艺和宽广的棋路而胜，成绩也是一胜一平得三分。尽管第四仗对王时，为王的“飞刀”所中，失了一分，但第五轮时，杨仍弈出了水平，击败了小神童李义庭。杨官璘以一分之微夺得了冠军，圆了终生的夙愿！

之后的1957、1958年全国棋赛，杨又二次夺冠，1962年再夺第一（和胡荣华并列），杨官璘终于成了新中国最早的象棋顶尖人物！

（三）真·直·义·正

杨官璘不善交际，不了解他的人误以为他有名手架子，其实，如果杨在勇攀棋艺高峰前，不是一门心思地去追求，俗于应酬，或像董文渊那样，骄横而放浪，那就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就。这就是杨官璘的个性。不过，尽管杨看似有点“不近人情”，但在对待棋人、棋事上，仍有“真、直、义、正”四个方面可讴歌。姑举一些简单事例：

一、真。杨官璘虽然不易接近，但个性纯真却是一宝。有本《棋国争雄录》的书，梁羽生作，说杨因爱祖国才返回大陆。看了这个写法后，杨申言：爱祖国虽是事实，但当时（解放初）返回大陆的直接原因是，在香港已难谋生。显示他讲究真实的秉性。

二、直。1953年底，杨经营小店失利，不得已又去上海以棋谋生，不料人家竟不愿善待，原因是杨让上海众多棋手输得太惨了，想在上海棋界站住脚，有人给提出了条件，那就是杨必须适当输棋。杨一生耿直，岂肯为钱而折腰。为了打破僵局，杨决定用激将法。他找到董文渊说：“别人说你不敢和我弈棋。我们再来个十局赛如何？”还说：“你能赢多少尽管赢；我赢的话，顶多两局。”就这样打开了僵局，结果仍是杨胜董两局。

三、义。纵观杨的一生，杨有正义和侠义两种气质。杨年少时，日寇陷稳，杨曾为游击队领过路，是正义之举。再有，五十年代时，何顺安飘流到香港，不幸被“梁上君子”光顾，身无分文，难回上海，幸赖王兰友和黄启康两位策划，举办一次棋赛筹路费。可当时何的名气还不够，要找个名气响的人同台表演才能卖座，而当时名气最响的董文渊因偏于名利，没有答应，于是策划人找杨官璘商量，杨表示欣然接受。

四、正。杨颇为正经、正派，即使在旧社会，也甚少江湖气。有篇《棋王落魄时》的文章，讲解放前杨摆棋摊时，有时揭不开锅，吃饭钱也没有，于是，他不得不到另外棋摊去破残局，抠几个饭钱，这在生活所迫、非偷非抢的背景下，原无可厚非。但杨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人，于是，他记下这个“同行”的特征，当自己挣到钱之后，就去故意输给他，还多输几个，这实际上是一种“借之后还”了。再说一事，1951年清明刚过，有人找杨去莲香茶楼摆擂台，杨表示乐意去。但去了“莲香”后，老板提出担保问题，如找不到担保，就要以摆擂的一半收入作抵，杨当然不肯。不料到1952年，莲香茶楼又着人邀他去摆擂台，不但不要担保，分成条件也优厚，原来店主得悉杨的棋艺甚高后改变了主意。但杨认为“马不吃回头草”，不愿再去。又有一件事也可说明杨的性格：1953年下半年，杨在上海和董作十局赛获胜后不久，决计南归，火车票也买好了。这天晚上，忽有人来找他，请他再表演一场，愿出200元的代价，这原是可以考虑的事。但杨得悉，此公曾夸下海口，说“哪个棋手不爱钱，别看杨八面威风，出二百大洋，他照样能留下。”杨气愤地说，我还没穷到这般地步，使此人碰了一鼻的灰。

杨官璘驰骋棋坛50余年，担任过《象棋》月刊的主编，广东省象棋队的教练，广东省政协委员，棋艺著作有弈林精华人《中国象棋谱》等多种，杨还有特级大师、国际特级大师的称号。现在，杨仍从事棋艺方面的著撰。真是一生躬耕于棋，一生离不开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