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未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最忠诚、最彻底的实践者”——毛泽东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一个疯子他不因地形上的重重阻碍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

1912年8月的一天，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27岁的威廉·亨瑞·端纳，看着眼前即将出任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首次披露自己的宏伟造路计划。这位8个多月前目击并完整报道了辛亥革命的西方记者，作为孙中山的私人顾问为中华民国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时的端纳，却为这个庞大的计划所震惊。

事实上，这仅仅才开始。此后的六年里，尽管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实业建国的构想。1918年6月26日，护法运动失败后的孙中山寓居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即现在的香山路7号，此后直至1920年11月下旬，在两年半内，他抽出相当精力专门制定规模宏大的建国计划，并最终形成了《建国方略》一书。

书中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后来又作为蒋介石夫妇私人顾问参与调解“西安事变”的端纳，可能永远想不到，正是那些与国民党刚刚血战九年却在事变中力促张、杨二将军释蒋的共产党人，最终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中山先生的伟大梦想——铁路进藏、三峡水库、利用外资、快速崛起《建国方略》的远见，渐成今日之现实。

比如，《建国方略》最早提出以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世界级大港为中心，将中国沿海地区划分为三个经济发达区域，同时开发，协调发展。现在，孙中山所设想的三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三个庞大的港口群。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其经济合作模式、对外功能与特点，和孙中山80多年前的构想十分吻合。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感慨地说：“孙中山早年一直被称为‘孙大炮’，以当年人们的眼光，孙中山的许多言论设想确有其不可想象之处。然而，站在当今中国发展的水平上，再来看孙中山当年的那些‘大炮’，尤其是概括了孙中山对未来中国建设理想设计的这部《建国方略》，我们或许应该为孙中山的诸多远见而叹服。”

百年大方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深圳、珠海和广州等南方城市，让仍然处在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备感压力，后者的经济增长水平甚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为了摆脱困境，中央指导上海市研究下一步发展，其间形成了东进浦东、南下杭州湾和北上宝山的三个方案。

当时，每个方案提出者都有各自的理由，意见一度胶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向本刊记者回忆，作为东进意见的代表，时任副所长的陈敏之，在主持国家“六五”计划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时，“带领我们重点参考了《建国方略》就上海建设东方大港和开发浦东的规划思想。”

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建国方略》的那一刻，杨建文记忆犹新，“这本书从全局考虑的思路对我们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视野和气度。它讨论的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根据这个思路考虑上海的问题，从全国、全球的角度考虑上海的发展，不然只能是解决短期具体的问题。”参考了《建国方略》的东进方案最终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至今，杨建文一直认为，“上海的发展没有走弯路，《建国方略》的参照、指导起了作用。”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著的三本书——《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其中，1917年完稿的《民权初步》事关“社会建设”，1918年底完稿的《孙文学说》事关国民“心理建设”，1919年2月完稿的《实业计划》则是一份全面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为中华民族复兴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

其中，用力最甚、远识如炬者为《实业计划》。这部十余万字的宏篇，最初用英文写成。1919年3月始，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乔治·布朗士·雷，也即李亚，将其以《前任中华民国总统撰：中国的国际发展，帮助战后工业再调整所设计的计划》为题，连载在自己主编的《远东时报》上。这份美国在华主要报刊是一份关于远东金融、实业问题的月刊，深受美国政府及金融界重视。《实业计划》发表后，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颇为注意，将全文剪下来寄给美国国务院。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甚至具体提出修建青藏铁路、川藏铁路以及三峡大坝等当前中国已经建成或准备兴建的世纪工程。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主张实行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混合经济体制。

这部百年方略，集合了当时社会精英的思想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告诉本刊记者，《建国方略》其实并非孙中山一人所作，无论是思想提供者还是亲自撰文者，其后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群体在支持。

据本刊记者对史料的初步搜集，包括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马君武、林云陔、陈友仁、胡汉民、汪兆铭、吴稚晖、胡适、蔡元培，以及外国人端纳、李亚和乔治·索克思等，都对《建国方略》有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主攻经济学的朱执信，和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执业律师陈友仁，是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的主力。

也因此，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陈东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叹服道，“今天我们读到《建国方略》，实在要惊叹孙中山的远见卓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准确的经济发展现代化蓝图。对比此后中国所走过的经济发展和强国之路，竟与孙中山所勾画的宏伟蓝图，不谋而合。”

贫弱致“空想”

端纳之所以认为孙中山“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裕的时间，他所画的每一条铁路线，哪怕更多，都可建成。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

其实，孙中山并非一味空想。他之所以在1919年初的两月间用英文撰就《实业计划》，主要是想借当时巴黎和会之机游说诸列强首脑。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英文原名就叫“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计划”。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篇首上写得很清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故首当谋各交战国之再造，次则恢复其繁华与安适”，但这两项事业以每日耗费6000万美元计算，只能容纳战时巨大生产力的一半，还有每年将近219亿美元的生产能力需要出路。

“如当整理战后工业之际，无处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之贸易，则其工业必停，而投于是之资乃等于虚掷，其结果不惟有损此诸生产国之经济状况，即于世界所失亦已多矣所幸中国天然财源极富，如能有相当开发，则可成为世中无尽藏之市场；即使不能全消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之战争生产剩余，亦必能消费其大半无疑。”

因此，“予今陈一策，可使中国开一新市场，既以销其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如使上述规划果能逐渐举行，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这些并非没有吸引力的构想，遭到西方列强和资本家的冷遇和拒绝。保罗·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对此说得很清楚：民国肇建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一是帮助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掌权，二是阻止日本在中国过度扩张权益，根本无意为中国内政承担无谓的政治风险以及虚耗成本。

陈东林认为，“客观地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内容，是经过他组织科学人员做过初步考察的，虽然还存在许多忽略工程技术、资金条件的空想，但从中国自然和经济地理上来说，已是一个基本吻合国情的建设蓝图，态度是科学的。”

比如，为了说明水利交通的重要，孙中山亲自绘制了一幅上海至吴淞的水陆交通地图。同时，他在《实业计划》序言中说，“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

在陈东林看来，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是否空想，“当时中国国力和经济基础非常穷弱，内忧外患云集，战争连绵不断，决定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能是一个带有浓郁空想色彩的大国梦幻。西方资本也并不如孙中山的一厢情愿来商业开发，而是附带着许多政治条件，不肯受他的节制，更不能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目标服务。”

事实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完全靠外部力量来实现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孙中山晚年回顾自己寄托列强的计划，也感慨地说，“像这样专靠别人，不靠自己，不是望天打卦吗？”《实业计划》结果，正如他的诗句“魂梦忽惊征马中”，给后人留下的，既有海市蜃楼的希望，更有无尽的嗟叹。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施行《实业计划》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设想为例，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人查勘后提出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电站，但一拖就是十几年。1944年，美国专家潘绥向国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全部停止。

自主方可自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次年5月，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20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也意味着孙中山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计划”终于在60年后，有了摘下空想“帽子”的机遇。

站在海峡对岸一直研究大陆发展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对此感慨良多，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孙中山为什么写实业计划？就是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战争资本转化为中国的投资资本；60年后，邓小平是想把国际的冷战资本转移到中国，作为中国的开发资本。但是历史并没有给孙中山时间和机会，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

王晓波认为，六十年情势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关键原因就在于，“孙中山时期中国很衰弱，内有内战，外有不平等条约；邓小平时期则是‘文革’刚结束，内无内战，外无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对此，孙中山也有认识。在《实业计划》中文版序言中，孙中山提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控制了中国怎么办？答案是，“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也即自己要独立控制的发展自主权。

“但孙中山那时候中国没有‘操之在我’的能力，而邓小平的时候我们有这种能力了。”在王晓波眼中，这种“拥有建设的权力”，正是一百多年来，孙中山奋斗不息所苦苦追求，并由毛泽东开创的民族独立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所最终成就。

在陈东林看来，这其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建国方略》的核心是《实业计划》，而《实业计划》的核心是发展铁路、港口、钢铁、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而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领袖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高科技，通过前30年艰苦奋斗，使新中国初步具备了较强的工业基础。“这说明，孙中山和毛泽东都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要想尽快走向世界前列，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于这种关系，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就是青藏铁路的建设。《实业计划》在第四计划中专用一章节构想“高原铁路系统”，提出将铁路分别从兰州和成都修到拉萨。1955年，青藏铁路被提上议程，三年后开工建设，1984年通车至青海格尔木；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2001年青藏铁路第二阶段动工，2006年7月1日最终修到拉萨。“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这是一条一以贯之的民族复兴伟业从梦想变为现实的‘天路’。”陈东林说。

对《建国方略》形成之后的历史演变，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朱言明评价说，“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先是毛泽东在民族主义方面，继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方面，加以实践，中而在民族主义上产生巨大成就，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成果也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