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

一百一十年前，当时针指向了双十重叠的日子，武昌城头一声炮响，炸响了旧中国沉闷的夜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那是一段在绝望中燃烧希望的岁月，是一场民族危机中重振生机的抗争。恢廓的神州大地上，一时风雷滚滚，洪波浩荡，在不过四个月的时间里，终结帝制，肇造共和。十年之后，在津门学界纪念双十节大会上，曾经反对革命的改良派领袖梁启超先生，高度评价了这段历史：“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了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终将以深刻改变中华文明与历史走向的大事变，写入人类历史的纪年。

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选择暴力革命手段，只是为了扫清国家进步的道路，因为“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革命唯一的目的是建设，长期以来“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实干兴邦，实业立国，革命怕的就是折腾。于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审时度势，将临时大总统位置如约让与袁世凯，“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孙中山先生看来，真正时不我待的是修建铁路：

“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其中的紧迫性，孙中山先生在贫弱中挣扎的国人算了一笔大账：铁路之利，“即如美国收入十五万万，平均计之，每日四百万，若迟筑十日，则四千万矣。延误光阴，坐弃巨款，岂不可惜！”

在这种超卓见解下，民国元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与袁世凯晤谈，率先提出了“大铁道计划”。孙中山先生无疑希望各派力量在共和框架内达成妥协，奋起直追，致力建设。对声望正隆的袁世凯也寄予厚望：“愿君练十万强兵，孙文筑十万公里铁路，共致中国富强”。毅然退出“政界一切关系”，哪怕不名一文，担负起“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重任。南下之时，一代伟人与古城济南结下了一面之缘：时任山东都督周自齐热情相邀，孙中山先生复电：“当取道鲁省与诸父老握手欢聚也。”

民国元年9月26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在渡黄途中，视察了正在修建的济南泺口津浦铁路大桥，在泉城短短两日行程中，利用各种集会宣传铁路强国的主张，在礼节性会见中，不忘与周自齐“磋商兴修烟潍、兖亳各铁路”的具体事宜。毕竟，“今日我国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凡事须求人民之同意，此兄弟对于铁道政策之三事，均须要求我全国父老兄弟之赞成者也”。为计划的展开争取民意支持，向济南人民开示了宏大的建设思想。

铁路建设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书李鸿章寻求改良的时代，就指出“地球各邦今视铁路为命脉矣”，为了抓住一战后和平建设的机会，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建国方略》，更是形成了“六大铁路系统计划”。那个时代的中国山河破碎，远没有完成政治力量的整合，西方列强从来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危机仍在重重裂变之中。但这不妨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同样有追求生存与梦想的权利！“吾人有千秋之业，不在一时获得之功名荣辱也。”其中的思想，成为永远的民族财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愈发闪耀出真理性的光芒。

纵观孙中山先生的铁路建设思想，并非孤立的铁路规划，而是以大政治家的视野统筹国家建设全局，让中国人民搭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复兴号”。在此，谨撮其大要，略举数端：

一、系统设计，科学发展。

在铁路规划及其实施中，孙中山先生试图以铁路为骨干的近现代交通，展开一张“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的路网，依托干线，铺设支线，沟通水陆，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陆，将全国广大地区紧密连接起来。这张大网的终端，分别与东部沿海的北、中、南三大港口相连接，一举改变旧中国“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立国之势，让广阔的东亚大陆通过海路走向全世界。尤其注意联通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实现人财物优势互补，带动全国均衡发展。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投资、民意、缓急等实际情况，有步骤、有策略的开展。如今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正在实现，现代交通驱动着中国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让复兴之路不可逆转。

二、开放门户，合作共赢。

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共商共建共享才是人间正道。早在辛亥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今欲急求发达，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面对宏大的国家建设，“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和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只是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维护主权与平等互利基础上：“务期权操于我，而不妨利溥于人”。在那个保守排外，反对借款筑路“四万万人中几有三万万五千万人”的时代，解放思想才能成为时代进步的先导，先进的思想总是改造社会最大的武器。

三、统筹国防，稳定边疆。

最令人诧异的是，孙中山先生规划的铁路，总是把末梢伸向偏远的外蒙、新疆、西藏，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更显得不合时宜。然而里面是一个大政治家最超卓的远见：在辛亥革命的时代，中国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俄国企图将长城以北变成自己的“黄俄罗斯”，英国企图分裂西藏，一旦铁路通往边疆，势必加强与内地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从根本上克服其离心力；一旦四方有变，可以通过铁路迅速投送军队，集中兵力御侮，统筹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尤其令人叹赏的是，孙中山先生指出，西北铁路系统“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这些穿透全球的见解，正在西北大开发计划和欧亚大陆桥一步步成为现实。

四、铁路国有，福国利民。

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乃中国制度文明的显著特点，与大一统的立国之势相通。早在周代的井田制，汉代的盐铁专营，宋代的榷茶榷酒，在维系社会公平、保障财政收入、避免私人垄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社会陷入分配不均，往往成为时代崩溃的预兆。“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故孙中山先生主张“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要“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交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站在济南之南的舜耕山上，遥想孙中山先生一生以为己任的尧舜之道，乃知舜禹时代为中国政治文明留下的，乃一组核心观念：从正己之德开始，到利民之用，让民生温厚，向着小康和大同一路进发，通往和谐社会的彼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回首一百一十年前的辛亥革命，铁路强国的伟大梦想，一头连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一头连着现代中国的开拓，让我们在新的时代打点行装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