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适逢“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仪祉逝世八十周年，笔者有幸于陕西师范大学拜访了其嫡孙李晑。提及祖父，李先生喟然叹道：“祖父才高八斗，创造了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的诸多‘第一’，但他却两次放弃学位，说自己求的是学问，不图虚名。学成后，他一生所任职务超过八十个，每个职务的任职时间再短，他也会实打实地做出业绩来，不允许自己务虚懈怠。”

我求的是学问，不是学位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柏林皇家科技学院中国留学生们的耳朵里。学子们热血沸腾，一下课就聚在一起谈论革命，气氛一天比一天热烈。某日，两个年轻人因政见不合而扭打在了一起。此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男青年站了起来，说道：“要革命就回去革，在这里打架吵嘴算什么本事。”不日，此君竟买了一把手枪，辞别师生，真的启程归国了。
此人就是日后的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仪祉，也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活龙王”。与那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李仪祉心系国运，关心国民，最难得的是他从不说空话，说干就干的务实精神。
李仪祉，1882年正月初三出生于陕西蒲城富原村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桐轩、伯父李仲特，都是清末在关中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也皆为立志爱国的同盟会会员。
李仪祉秉承家学，十六岁考取了省试秀才第一名，随后先后考入泾阳崇实书院和三原宏道学堂。1904年初，二十二岁的李仪祉由宏道同窗于右任举荐、陕南商州知州杨宜瀚礼聘，同茹欲立任商州中学堂教员。
是年秋，李仪祉考取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班继续深造。他是与其兄李约祉同时被录取的，遂成当地一大新闻。按当地督学朱益藩的讲法，李协（仪祉）与于伯循（右任）都是旷世奇才，文采出众，思想敏锐，独树一帜，日后必成就大事业。
二十六岁那年，李仪祉由京师大学堂毕业，于次年由西潼铁路局公派赴德留学，进入柏林皇家科技学院土木工程科，攻读铁路专业。然而如前文所述，辛亥革命爆发后，李仪祉放弃了参加毕业考试的机会，随身携带一支在德国买的左轮手枪和一些子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征途，参加革命。
老师和同学们都劝他等到毕业考试结束后再回去，况且柏林东方学院已经与他签好了合同，毕业后就可以去那里当老师了，大好前途在等着他呢。
李仪祉的回答是：“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学位对我丝毫没有用处。”
归国后，时任交通次长的于右任举荐他担任津浦铁路局局长一职。李仪祉婉言谢绝后，回陕同诸位志士创办”三秦公学”。
三十一岁那年，李仪祉以而立之年再抒少年之志，返德进修水利。在轮船上，他有幸巧遇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郭希仁发觉这个小老乡与自己可谓志同道合，便邀请李仪祉以德文翻译的身份，一同前往欧洲考察水利工程。郭希仁回国后，李仪祉留在德国在丹泽工程大学专攻水利专业。
哪知毕业时，李仪祉又成了学校里的新闻人物，他竟然又主动放弃了学位考试，然后又向老师同学解释了一遍：“我是公费学生，我学习的钱是老百姓给的，参加学位考试还需要交五百马克考试费，能省一文是一文。”
校方被李仪祉的“学位无用论”感动到了，特别授予他“特许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大骂冯玉祥是“骗子”

1915年，李仪祉学成归国。是年北方大旱，南方大涝，灾害频发，国内急需水利人才。清末状元张謇在南京开办河海专门学校，以求育才救国。收到邀请后，李仪祉欣然应允，任教务长、教授一职，一干就是七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十分感慨。
南京城，从北边下关到南边雨花台这一条主干道基本平坦顺畅，唯独鼓楼处地势突然高起，导致车祸频发，伤及民众。有关部门一筹莫展，听说河海专门学校有个懂土木工程的李教授，便寻上门来。李仪祉顾及民生，欣然揽下这桩“闲事”，设计了鼓楼公园，解决了地势问题。事后，他不禁思虑，比起教学育人，替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当下更为紧迫。
恰巧此时，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的健康状况日渐堪忧。事实上，自从欧洲一别，郭李二人依旧保持着书信往来。郭希仁的心目中，俨然已经把这个小老乡当成了自己理想的接班人。
于是，经郭希仁大力举荐，已经四十岁的李仪祉辞职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从科研教学正式进入工程行政领域。李仪祉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并取得了陕西某机构的支持，组织引泾灌溉工程的勘测设计，短短两年就完成了两套设计方案。然而，当时主政陕西的军阀刘镇华却阴奉阳违，从中作梗，始终不批经费。
刘镇华表面上给李仪祉设宴接风，在酒桌上拍胸脯说，只管放开手脚去干，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实际上，他和普通军阀一样，一有钱便购置军火扩充部队，以期占据更大地盘，哪里会把民生问题放在心上。李仪祉只得三进北平两下南京，四处奔波，争取社会捐助。
就在此时，同为陕西蒲城人的老乡杨虎城打跑了刘镇华，开始辅佐冯玉祥督陕。杨虎城对李仪祉治水的决心表示支持，禀报给了冯玉祥。冯玉祥读了李仪祉的呈文后，立即接见了他，并当即表示次日就请李先生陪同前去泾河视察，李仪祉仿佛看到了希望。心思单纯的他急忙把喜讯告知百姓，荒地就要变良田了！
可是，冯玉祥答应拨款的承诺到冯离开陕西都未见兑现。蒙在鼓里的李仪祉想上门去问个究竟。那天正好友人茹欲立来访，见李心急出门便问何事。待到茹欲立将冯玉祥早就离陕去沪的事实说出，李仪祉这才如梦初醒，连声大骂冯是“骗子”。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协（李仪祉原名“李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
以文痛斥当局后，愤然辞职，拂袖南下。
从此，李仪祉开始了高密度高强度的实干阶段，在每一个岗位上都用极短的时间创造了极大的业绩。
李仪祉去到上海，任港务局工程师、局长，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随后，他又千里迢迢去四川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设计了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工程。
1928年至1930年，他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和浙江省建设厅顾问。在此期间筹划了白河水利，倡办了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了黄河水文站，亲自勘察了运河和淮河，拟定了导淮计划，设计了杭州湾新式海塘，还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室。
其中，在“导淮”这个项目上，李仪祉不畏强权，居然对宋子文拍起了桌子。

对宋子文拍起了桌子

1928年，蒋介石为了向列国追讨“庚子赔款”，想出了“导淮”这个名义。明眼人都知道，蒋介石重视导淮工程为虚，想得到资金为实。李仪祉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只知道自己是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财神爷”。
李仪祉接到指令后，很认真地作了方案。方案公布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于是，蒋介石顺利讨回了赔款。接着，自然是故伎重演，上演有关方面迟迟不拨款的戏码。
时任南京方面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懂得蒋介石的心思，面对李仪祉的“拎不清”，宋子文一开始还用些官话来搪塞，怎料这个不懂“潜规则”的李仪祉不厌其烦，一次接一次地来催上司。最后宋子文也乏了，不再装腔作势，索性跟他挑明“经费无着，导淮工程暂缓”。
这下，李仪祉怒了，对着宋子文就是一顿指责。李仪祉不是那种拍拍桌子发发脾气就拉倒的人，是个不“辞职”就无法安心的“愣娃”！第二天，他就当着蒋介石的面拒官，说：“我不懂经济，更不懂什么政治，只懂修水利，那样的高官我做不了！没钱治淮，那我在南京还有什么意义！”说罢就走了，气得蒋介石半天没有说话。更牛的是，李仪祉连请辞报告都没有递交就离宁返陕了。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生气归生气，事后又喃喃说道，政府再多有几个像李协这样的人，国家幸甚，民之幸甚。
宋子文实在觉得“此人神奇”，对杨虎城抱怨说：“你们陕西人怎么这么胆大！敢向我拍桌子！敢对委员长大不敬！如此胆大者，天下大概只有陕西李协一人了!”
杨虎城听罢宋子文的“吐槽”，哈哈大笑说：“见识了吧，这就叫陕西愣娃！”

主动降职降薪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输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自古就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到了近代，黄河下游决口有数十处，受灾人口达三百六十万人。
眼看黄河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国民政府终于开始行动。192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冯玉祥为委员长，马福祥（安徽省政府主席、马家军首领马鸿逵之父）、王瑚（山东省省长）为副委员长；冯玉祥、孙科、宋子文、李仪祉、阎锡山等十七人为委员，组成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
这个班子里几乎都是重权在握的高官，只有委员李仪祉是个例外——他留学时主修水利，又曾做过五年的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是名单里唯一的“技术流”，所以委员之外兼了总工程师一职。
李仪祉幼年目睹听闻西北多旱、华北多涝的景象，早已树立效大禹之业、求“郑白（秦时有郑渠，汉时有白渠）”之愿的鸿鹄之志。怎奈这个黄委会，仅停留在一纸公文上，“旋以经费无着，而当事者又牵于其他职务”而迟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一直等到杨虎城开始主政陕西，治黄一事才有了转机。
1930年，新上任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意识到重修水利的重要性，热诚召回李仪祉，提请国府，任命其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李仪祉本来就已经和蒋宋撕破脸了，但那次拂袖而去没有递交辞呈，不作数的。如今为了名正言顺给家乡百姓干点实事，他立即给导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请辞报告。
蒋介石当然不会批准，说导淮工程刚有起色，小局要服从大局。杨虎城着急了，他清楚，没有李仪祉，陕西水利绝无可能兴建。于是杨虎城急赴南京面陈蒋介石。但蒋介石就是不松口，杨无奈返回陕西。此后越想越不对，再次去南京找到于右任和张季鸾，请他们游说蒋介石，并让李仪祉去做宋子文的工作。
最后陕西方面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由李仪祉的伯父写信请求南京方面批准他回陕。蒋介石是个尊重传统孝道的人。如此这番，总算放人了。李仪祉便叮嘱好家人自行回陕，只身回陕西建设厅就任。

杨虎城力挺不讲情面的李仪祉

1930年5月底，李仪祉写成了一部详实细致极具可行性的工程计划。
1931年春，在杨虎城的大力支持下，李仪祉在华北水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了《导治黄河中上游》的议案。这一议案随即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此后，《大公报》又刊登了李仪祉的《治黄研究意见》。这几篇“干货”文章赢得了水利界的一致赞誉，称其“指破数千年治河之弱点，祥示筹款之根本办法，意至善也”。
在舆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磨磨蹭蹭拖到11月，总算在南京开了个大会研讨呼吁。然而，会后此事又是进展缓慢，眼看就要不了了之。杨虎城和李仪祉再次“犯上”，治理黄河的第一步“泾惠渠”工程总算开工了。
杨虎城很是高兴，帮助李仪祉发动国外华侨提供赞助，解决了开展工程最要紧的钱的问题。结果，共筹集百万余元，计划于当年就开工建设泾惠渠一期工程。
可是开工不久，又遇到了旱灾和瘟疫肆虐，经济萧条，建筑材料奇缺。李仪祉倡导就地取材，拆庙宇，收碑石。这一建议遭到了不少保守乡绅们的反对，他们开始煽动部分村民阻拦工程队拆庙修渠。
李仪祉清楚，跟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要“眼见为实”。他用纸浆泥制作了一个引泾工程大模型，让人抬到县政府大堂上，请乡绅和群众观看，并现场讲述修建泾惠渠的好处。他说：
“我是陕西人，我没有二心，决不会把水利变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们早能把渠修成浇地，哪会有死尸遍地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的悲惨景象啊！”
李仪祉的真诚说服了反对者，打动了群众，工程得以继续。
同时，李仪祉意识到要从教育上着手，从根本上破除迷信，宣传科学。于是。他在西安创办了水利专科班并言传身教教育学生：“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
李仪祉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上司也敢说敢批不留情面。就在修建泾惠渠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到了陕西。他曾是杨虎城的顶头上司，杨虎城派了几名高官隆重接待。
这当口，李仪祉却心急如焚。原来引泾工程的材料眼看就要用完，工程款再接济不上就得停工待料。而且当时渭北发生了瘟疫，泾惠渠建设工地上已经有民工因此死亡。所以李仪祉心急火燎地从泾阳赶回西安，紧急找财政厅和民政厅厅长催款，但二人均不知去向，经询问才知原来都去接待何成浚了。
据时任杨虎城将军秘书的米暂沉回忆，几天后适逢省政府召开会议。刚一开会，李仪祉便冲着杨虎城高声指责，说他们不顾民穷财困，撂下公务去阿谀上司花天酒地。
杨虎城听了面有愧色，忙回应解释说：“李厅长误会了，何主任来西安，是我让他们做接待工作……”
话未及半，李仪祉即厉声骂道：“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
杨虎城听后低头一语未发。李仪祉接着说：“我今天就辞职，这个厅长我不干了。”然后夹起皮包就走出了会场。
李走后杨虎城只说了一句“李先生脾气真大”便宣布散会。杨虎城到底是杨虎城，当天晚上就到李家登门拜访，并当面承认了错误。李仪祉转怒为喜，第二天照旧到建设厅办公，以后两人一直合作得很好。

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

1932年6月，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实现灌地五十万亩。20日，举办放水典礼。正午时分，随着李仪祉一声“开闸放水”的口令，涛涛泾河水顺渠而下。孩子们喊叫着、奔跑着，村民纷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大碗舀水畅饮。忽然，其中一名老农用衣袖把手中大碗擦了又擦，迈向渠水，满满舀起一碗水，举过头顶，挤开人群走到李仪祉面前说道：
“我们世代给庙里的龙王烧了上千年的香、磕了几百年的头，保佑我们不要受旱灾，结果顶个啥用。现在咱们把庙拆了没神了，今后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活龙王。”说着老泪纵横，跪下就要叩头。
李仪祉赶紧接过水碗，扶起老农，然后对大家高声说道：“这次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先生，不惜拨款四十万金钱，又承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美国檀香山华侨捐款合起来有百万元，为我们三秦父老兄弟办成了大业，大家需向各捐款人表示感谢！”
他没想到的是问题在庆典过后接踵而至。有人开始种植罂粟牟取暴利。李仪祉得知后着人张贴布告称：“以后若有人再偷种鸦片，便是破坏水渠的第一大罪，便是渭北人民公敌。五县人民当将其驱逐出境，田产充公。”
然而这些地方豪绅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和往常一样，找人脉通关系备厚礼，试图向李仪祉行贿开后门。李仪祉勃然大怒，轻则令其拿走，重则绳之以法。他说：“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忘了做人的根本！”
在招募班子时，李仪祉也明确规定，管理人员必须经过民众选举产生，并严禁吃过官司、抽过大烟、当过军阀走狗、做过地方官吏的四类人进入到监督管理队伍。
稳定下来后李仪祉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治水。他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杨虎城欣然同意继续治水，两人相约同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当即杨虎城就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预算投资一百二十一万元。
此时，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是邵力子，他也是支持引洛工程的。于是，工程于1933年当年顺利开工。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老天爷在这当口又降临了一场大考验。

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了

1933年8月初，黄河中上游流域普降暴雨，各支流河水位急剧上涨，洪水泛滥。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受到严重灾害。据《长垣县志》记载，“凡水淹之处，茫茫无际，只见房顶树梢露于水面，特别在决口门处，洪流倾斜、房塌树倒、人畜漂没、一片惨象”；“人民竟趋高埠、或蹲屋顶、或攀树枝、馁饿露宿。器皿食量，或被漂没，或为凐埋……情况之惨，不可言状”。
洪灾已然上升到了国难级别，国民政府怕了，马上成立了一支崭新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队伍。来看新名单：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副委员长王应榆（安徽省保安司令、军事参议院中将）、副委员长孔祥榕（据说是孔祥熙的同族中人）、委员沈怡（德国德累斯顿工学博士、国防部设计委员）、许心武（水利专家、教育家）、陈泮岭（水利专家、教育家）、秘书长张含英（水利专家），之前那批大官都不见了踪影。
9月1日，李仪祉临危受命，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分别于西安、开封设立办事处。赈济灾民、堵口复堤，李仪祉亲领同仁，日夜奋战在抗洪救灾最前线。一干就是两年整。
然而，新团队里的某某人却按捺不住了。身为副委员长的孔祥榕和孔祥熙一样，最擅长敛财。他闻到了利益的气味，开始对李仪祉的工作处处掣肘。仗着孔家“上头有人”，他不把委员长李仪祉放在眼里。孔祥榕利用“金龙四大王”进行占卜为名头，使李仪祉许多治黄方案不能实施。孔祥榕将委员会的一切人事、财政大权都握在手中，将李仪祉架空。工程总共一百零六万元的开支里，不乏猫腻。
道不同，不与谋。李仪祉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请辞报告，但未得到批准。于是他在其位，继续谋其职，提出因势利导的主张，建议向东开一道引河。
1935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堵口会议。会上，李仪祉正式提出“开挖民埝”的主张。怎料孔祥榕联合韩复榘共同反对。李仪祉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报至行政院。令人扼腕的是，行政院居然支持了孔祥榕的意见。
次年3月27日，决口被堵合。国民政府又开始喜滋滋庆功了，宣告二期工程完工，泾惠渠扩灌至六十五万亩。只有李仪祉知道，表面上堵上决口是治标不治本。只堵不疏将使黄河又一次失去了根治之机。他不愿与唯利是图者共事，于是再次辞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一职，回陕西继续担任水利局长。
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辞职。李仪祉义愤填膺地说：“以孔理财，以孔治水，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

临终前竟将十年的引水工程都规划好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事后，杨虎城被迫出洋，欢送会上，杨李二人相对凝视，双手紧握，不能言语。
回到家中，侄子李赋林向李仪祉询问有关杨将军出洋考察的事，李仪祉沉重地说：“你杨叔早有思想准备，这次出国不是好征兆……”话没讲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没有再讲下去。
诀别好友后，李仪祉告诉自己，哪怕只身一人，也要保持廉洁。他回到水利局后，坚持“世人皆醉我独醒”。身为局长的他依旧公私分明，连办公用的稿纸都坚决不准家中的孩子使用。每次吩咐秘书寄信，也是坚持私人信件的邮费一定要自费。
有次十二岁的小儿子李赋洋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家里着急打来电话求助。正在水利局办公的李仪祉，叫来侄子李赋林，拿出两块大洋，让他赶紧乘坐“洋车”（两轮人力车）回家带李赋洋去医院看急诊，就是不肯动用就停在水利局机关大院里的公车。
还有一次，当年还很年轻的李赋林希望能在叔父手下工作。尽管李仪祉手握大权，安排工作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他因为不了解李赋林的工作能力，拒绝了侄子的求职要求，毫不徇私。一直到后来李赋林展示了才干后，他才高兴地接纳侄子成为了治水大军中的一员。
最难得的是，李仪祉将廉洁奉公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尽头。不图私利，勤管“闲事”。
李仪祉在陕西省水利局任职期间，被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为议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兼任中美工程师协会董事及清华大学名誉教授。此时，李仪祉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但他依旧延续了超高效能为国为民爱管闲事的作风，不曾在家安心休生养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惊动了华夏。三天后，生病住院的李仪祉在医院里实在待不住了，提前出院，抱病投入抗日运动。他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他不但带头捐出自家全部积蓄五百大洋和夫人张孟淑的玉镯一对、金戒指一枚，还专程前去哥哥李约祉家，动员嫂子张季珍（张季鸾之妹）捐献出了她的全部金银首饰。同时李仪祉积极组织渭惠渠、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1938年1月4日，李仪祉抱病去眉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土坝合龙工程。
2月18日，李仪祉在《西京日报》上发文呼吁社会出资认养流落街头的幼童乞丐，让他们住进孤儿院。并在发文同时带头捐出了五十元大洋。
2月19日，李仪祉急性胃炎发作，病倒。
3月7日，李仪祉病情危重，脸色蜡黄、骨瘦如柴。他嘱咐家人道：“处此国难时期，身后葬礼，须力求简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以探病相之究竟，为医界做一贡献……”
3月8日，积劳成疾的李仪祉病逝于西安，终年五十六岁。弥留之际，竟然还在学生手上写下“大坝”二字。
同样，他所心系的百姓也在记挂着他。
自李仪祉病倒后，各大报刊均发文刊登，民众闻讯后自发赶至先生在西安静修巷寓所外祈福探望。有的念佛诵经，有的求医问药，有的甚至还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日夜守护，不愿离去。先生去世当日，沿街群众更是哭声一片。家属见状无不动容，劝说大家都赶紧回去，但民众依旧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此时，有一个老农民突然站了起来，说：“大家都不要哭了。活龙王已经被上天召回去了，他要去干更要紧的事了。”
听罢此言，人们才意识到，人死不能复生，李仪祉是真的离去了。
3月9日西安大雪，天地素白。日寇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隆隆飞过。炸弹落下来，房子一排排地被炸毁。人们在李仪祉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十年规划》，先生竟然已将1945年前的引水工程都规划好了！令人嗟叹，德厚才高，方为“水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