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张岱年和婆婆冯让兰突然携手辞世，我为他们整理照片。每张照片，都记录着他们的一段生命，都让人体会什么叫“物是人非”。

我检视到一张明媚的画面：我公公坐在阳台的落地门前，沙发对面一张椅上，是我的婆婆，两人相视而坐，满面笑容。阳光灿烂，为他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

这张照片大约是去年夏天拍摄的。读起来历历在目，却已恍若隔世。

两个老人携手走过60年岁月，风风雨雨相濡以沫，感情至深。虽然我公公已经95岁，但按照他的身体状况，还是走得太突然了，他一直生活自理，拒绝别人帮忙。倒是我婆婆从去年12月26日摔伤后，一段时间里一直卧床。从我婆婆病后，我公公每天都要坐在她的床边陪伴。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要握握我婆婆的手，对她说“see you tomorrow”。一次很晚了，张尊超劝爸去睡，他坚持要去我婆婆的房间，“我还没和你妈道别呢！”有几次，我婆婆的病有变化，他便忧心忡忡焦灼不安。每次见到我们回来，第一句话就迫不及待地诉说，“你妈一天都没睁眼”或“你妈一天都在昏睡”。表情很无奈和无助。

住在三院心脏监护室时，我公公一直要回家，他对我说：“我没病，回家听听广播、看看报、跟你妈说说话，我就好啦。”写到这里，我痛悔不已。真应该接他回家，那就不会有后来这一切。事实上，他本来就是在慢慢好转，已经从心脏病房转入了普通病房，甚至后来医生竟撤掉了心脏泵和大部分点滴药物！

从学术上看，我公公是个哲学家，从生活态度上看，他也是个哲人。恬淡平和，视名利和物欲于无。如果要我总结对我公公婆婆人生特点的感受的话，我想惟有两个字，“从容”。这种从容是一种心态，而非仅仅是行为作风，它来自无欲无求的单纯———他们对生活太缺少要求了。

在这一点上，我对两位老人佩服极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宠辱不惊。凡来过我家的人，都为他们朴素甚至简陋的生活条件而震惊。古圣先贤所谓的“一箪食、一瓢饮”，也许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记得初见公公婆婆，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在狭窄的房间里，两个穿着极朴实极不讲究的老人，并排站在昏暗的小门厅里，有礼貌并有分寸地向我微笑。多年来，张家的房子一直很小，家里满地满墙堆的都是书，走路要绕来让去，我公公找书极尽艰难；家里来客人稍多，就要有人站在门廊里。一次，我所在的报社采访一批学者，包括张岱年，来了位摄影记者给他拍照。因为空间太小，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调焦位置，记者只好站在家具和书报堆之中，上身使劲儿后仰在沙发背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北大领导几次要为他调整住房，但两位老人并不太动心，一直到蓝旗营教师住宅小区盖好院士楼。

这么多年，他的学生们朋友们经常来看他，并为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其中不乏各种高档的衣物，但他从来只穿中山装，而且是多年前买的“的卡”布料的中山装。多年里，他只穿布鞋。就在去医院的那天，他仍然穿着一双黑灯芯绒面的棉鞋。有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六舅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我公公：“刚毅木讷近仁。”的确，他平时话很少，家里如果没有客人，通常静悄悄的。但一旦涉及学术领域，他其实十分健谈。在课堂上，可以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我想，这种木讷并非是不善言谈或拙于表达。我公公的木讷更接近一种远离尘世，沉浸在自己的丰富深刻的思想世界中的生活观的表达。他无话，通常由于他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保持一种静观的距离感；他无话的时候，也许正是他的头脑积极思索重大的哲学问题的时候。他自己曾经回忆，少时“好学多思”，这种好学多思伴随了他一辈子。

我公公十分热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古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成为他研究学问的主旨，更是他自己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说，“自强不息”更多地表现在他对学术造诣的无止境的追求的话，“厚德载物”就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品德和为人上。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待人处世的宽厚和实在，他待人极真诚，这不仅仅来自他的修养，也来自他生性的厚道。

从我结婚起，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公公的大书桌上，许多年如一日，永不间断地堆满了相识的和素不相识的人送来和寄来的书稿、论文稿，压一把沉甸甸的黄铜尺，上面镌刻着四个字：“自强不息”。他早早起来，就伏在那上面，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批改文章，包括批改标点符号，改正错别字，并写出意见。曾经读过一篇学生后辈写的文章，说起我公公为他的论文作批点，赞道：“那本身就是一部出色精到的学术论著！”

公公家里从早到晚总是客人不断，有一段时间他很忙，身体又很差，医院和系里都嘱咐我们，“要限制一下”，我们反复对我公公说，不能没完没了地接待客人，不要出去开会……他说“好，好，对，对”，等转过身接电话，人们找他做各种事，他还是“好，好，对，对”……我很不高兴，去问他，他反问道：“你能不让人家来吗？”我说：“你身体不好，为什么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不再说话，照样我行我素。因为不住在一起，实在没法儿，在门上我婉转地贴了一张字条，也几乎形同虚设，因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总希望见见他，而在他的耳朵和腿脚都已经比较差时，只要听到门铃响，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去“应门”，甚至从不问一下是谁。

就在最近，外地有陌生人寄来一本公公的书，附了信提出要求：让他在扉页签名后寄回。他说：“签名可以，可我现在没有能力往回寄呀！”我说：“那你就别签好了。”他就很着急：“那不能退给人家呀，这可怎么办？”我说：“我帮你处理吧！”他不放心地再三嘱咐：“我签了字，你帮我寄给他吧，可别退回去啊。”

5月15日，一场春雨覆盖着巍峨的清华大学主楼和碧绿的草坪，仰望红色的巨幅横标：“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讨会”，我真真百感交集。本来，今天应该是我们陪公公在这里；本来，今天这里应该是一个庆典。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这次会议都会使我公公欣慰。前不久，公公的关门弟子王中江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公公说：“我有弟子，我学有传人，我很满足。”就是在说完这番话后不久，他选择了离去。也许是他觉得，可以放心地、了无遗憾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