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朱德深刻地认识到军事技术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军事技术普及和发展倾注了极大精力，促进了人民军队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朱德对军事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是其军事技术思想的根本基础。他强调指出：西方军火和军事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战争日益近代化;提高军事技术始终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要件;掌握军事技术是人民军队实施正确战术的基础;勇敢加技术，人民军队就战无不胜。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现代化实践中，朱德深刻认识到军事技术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军事技术普及和发展始终倾注了极大精力，推动人民军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朱德军事文选》中“军事技术”出现26次，并有诸多系统的论述。由于朱德对军事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是其军事技术地位思想的根本基础，因此，本文旨在从文献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朱德关于军事技术在人民军队整体建设、战术改进和战役战斗中的作用等领域的思考，总结朱德关于军事技术地位的思想，拓展朱德军事思想研究领域，并为新形势下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论指导。

一、革命任务艰巨和军事技术落后并存是人民军队创建后面临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环境、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经济技术落后对人民军队发展的制约，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军队亟需现代化与落后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之间的矛盾，是朱德军事技术地位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世界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人民军队使命任务的艰巨性

朱德所在的时代，世界军事技术快速发展。飞机、坦克、自行火炮及多种保障车辆用于战场;固体推进剂火箭，地地、地空、空空和反坦克等导弹武器，被德国用于二战打击英国;原子弹被美国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二战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竞相将新科技成果用于军队建设，不断提升军队武器装备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军队的质量水平，力求保持其在世界范围或某一地域内的军事优势。西方国家快速发展的军事技术通过种种途径在中国缓慢传播。

朱德科学地把握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技术落后的中国，在战争中逐渐采用进步的技术已有半个世纪以上，采用日本德国的战术也将近半个世纪。固然现在中国军阀所采用的技术和战术，还远不及帝国主义，但因有帝国主义在后面经常地供给和帮助，使中国的战争日益近代化。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如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依靠德国的军事技术转移，国民党军队装备了大量德制武器，小到步枪、钢盔，大到坦克、飞机和高射炮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加强了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水平，有助于抵抗日军侵略的同时，也使其在对内镇压革命时更占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作战对象不仅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还包括直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针对国民党军队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采用大炮、飞机等先进武器对红军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必须熟悉先进武器的性能和战术，才能打败敌人。因此，朱德指出：尽管红军有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旺盛的攻击精神，“但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红军要“适应革命开展时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预备铁的红军的技术和战术”。(《朱德军事文选》，第70页。)随着革命的深入和人民军队面临的战争规模的扩大，人民军队必须提高军事技术并不断改进战术。

(二)军事技术落后是人民军队建设中面临的长期问题

在以人、武器和编制体制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军事系统中，军事技术通过渗透到各要素中来影响整体系统效能的发挥。只有在具有相应战斗精神、足够军事知识和熟练使用武器装备技能的人的主导下，采取合理的军事战略战术，才能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系统的功能;同时也只有人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才能不断推进武器装备的进步和编制体制的调整完善以及战术的创新，从而提升军事系统的效能。人民军队在成长过程中，曾长期面临政治优势明显但军事技术落后的问题。

第一，兵源以农民为主，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朱德指出：“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朱德军事文选》，第67页。)“广大的农民，因为科学常识的欠缺，他们只知道擦枪油，不认识‘果子露’。一旦要求他们使用最新式的武器，自然是艰苦的工作。”(《朱德军事文选》，第146页。)这些入伍的贫农、雇农及中农，虽然政治上较坚定，但几乎都是文盲、科盲，这就决定了这支军队本身科学文化的先天不足和军事技术普及的困难;同时，频繁的战事导致了人民军队训练的缺乏和军事技术水平低下。这种现状，严重制约红军的发展。因此，要教会农民出身的军人熟练使用新式武器既十分必要又难度很大。

第二，受限于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人民军队的武器来源主要靠缴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多地处边陲，经济技术落后，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一些家庭小手工业、小作坊，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商品经济占有极大比重，加上敌人的经济、军事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武器来源，除少部分简单武器弹药靠自制外，主要靠战场缴获。从人民军队创建至新中国成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敌人的武器装备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凡是敌人军队拥有的武器装备，都可能为人民军队所缴获而出现在人民军队的装备中。因此，为了充分利用缴获的技术装备，就必须加强对自己现有装备、敌人的技术装备，甚至世界军事技术装备有足够的了解。然而，在初创时期，红军基层对新缴获的武器和设备常常不能妥善处置。如1930年12月，在龙冈战斗中红军第一次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有几个工农出身的战士，以为是无用之物，把发报机、充电器、蓄电池和马达全都给砸了。幸好被人制止，才保住了一部收报机和残缺的发报机。无独有偶，红军在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歼灭了敌人三个师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但“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朱德军事文选》，第135页。)

因此，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要从根据地经济技术落后的实际出发，又要着眼于对手当时及以后战争中军事技术和装备的新情况，科学把握军事技术和装备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并积极促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这成为革命领导阶层必须应对的时代课题。如果无视自身经济技术落后的现实，倡导“唯武器论”或好高骛远，就容易犯“左”的错误;相反，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朱德军事文选》，第360页。)，不重视军事技术，不努力改进根据地的经济技术，不大力提高人民军队的军事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就会犯右的错误。二者都可能葬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前途和命运，从而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二、提高军事技术始终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要件

当时，农民出身的士兵因科学文化知识缺乏，对缴获的武器装备不重视、不熟练，亟须进行军事技术训练，让这些入伍的雇农、贫农及中农逐步成长为缴获武器的熟练知晓者、使用者、维护者甚至创制者。因此，提高军事技术，就成为朱德思考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战略问题之一。

(一)提高军事技术是创造铁的红军的必要条件

在政治坚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的红军时代，朱德不仅把提高军事技术列为创造铁的红军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重视用新军事技术来武装红军。1931年7月，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朱德提出创造铁的红军的六个基本条件，即“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和“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其中“军事技术的提高”居第四，其他五项条件实质均与政治建设有关。

他还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朱德军事文选》，第70页。)这里的“军事技术”包括关于军事武器装备的知识和使用技能。红军只有知晓武器装备的战场功能并能熟练使用武器装备，才能真正重视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的价值。

针对扩红中主要来自农民的士兵科学文化知识缺乏、军事技术不熟练，以及红军未来可能面临更新式武器的情况，朱德强调红军不仅要很好地使用现有的兵器，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准备使用将来可能有的新兵器。为了改变众多来自农民的红军战士使用最新式武器方面的困难状态，1933年7月他指出：“加紧地方武装的军事、政治教育，提高红军军事学术与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是不可分割的任务”，而且“要从长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这样才能战胜‘一直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朱德军事文选》，第146、145页。)这里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军事装备使用技术和军事战术，“最新式的技术”主要是新式的军事装备。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政治优势明显，而科学文化、军事技术先天不足，红军战斗力最主要的是靠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和进行殊死的战场搏斗等政治因素。在这种状况下，朱德把“提高军事学术”“新式的技术”作为创造铁的红军的必要条件，并强调红军战士不仅要熟练掌握已经缴获的武器装备技术，而且要准备使用将来可能有的新兵器，就显得更加具有战略眼光。

(二)八路军、新四军要用科学方面的胜利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力量相差悬殊：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军凭借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则是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比日本落后的弱国，中国许多武装力量甚至是用大刀、地雷、手榴弹、炸药包等低级的武器，与现代化的日军作战。

为准备全面抗战，1937年5月，朱德在出席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时就强调，红军要“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朱德军事文选》，第243页。)同时,朱德积极谋划八路军前线兵工厂的建设问题。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师、旅、团、游击支队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以解决迫切的军械维修问题和制造地雷和手榴弹问题。从此，各抗日武装开办的修械所、修造厂、炸弹厂如雨后春笋，遍及晋、冀、鲁、豫大地。在探索八路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装备保障方案的实践基础上，1938年初，朱德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阐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是军事技术落后的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这种抗日的游击战争不同于其他的游击战争，这种大众战或民兵战不同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是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同时，朱德在文中还批评了唯武器论和轻视武器的谬论。在武器装备发展上，朱德认为，“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要使用自己现有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使用。我们的前途，是要夺取敌人各种新型武器并且自己都会拿来使用”。(《朱德军事文选》，第360页。)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将兵力主要用于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到1941年初，由于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与抢夺，加之国民党既定的反共限共政策，敌后抗战因此进入非常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先进武器的缺乏，而是子弹、手榴弹等基本武器弹药的严重不足。

朱德等人及时指出：“由于敌人对各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抢夺，由于国民党既定的反共、限共政策，敌后抗战正在向艰难与紧张的方向发展，一九四一年将是空前困难的一年。切实地贯彻彻底的自力更生精神，是战胜民族与阶级敌人的基本条件。……如把补充资财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则‘是极端错误的’。”(《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2页。)

在朱德等的推动下，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的条件下，“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器忽视，而集中力量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四)，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至此，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发展武器装备的有效的路线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各根据地遵照军委的指示，因地制宜，大量生产子弹、手榴弹、地雷等，根据地人民使用手榴弹、地雷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消耗了敌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保障了持久抗战。

在抗战后期，为迎接抗日反攻，亟须提高军事技术，改进军事战术。1943年10月，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练兵既要练勇敢，又要练体力，还要练技术，三者缺一不可。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政治优势突出，但如果体力、技术不好，再勇敢也是空的。

朱德号召：“我们要培养很多神枪手，培养最好的炮手、最好的机枪射手，各种技术都要练好。”(《朱德军事文选》，第466页。)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朱德强调：“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朱德军事文选》，第537页。)

残酷的军事斗争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兴办军事工业，提高军事技术水平，改进军事装备。要建设军事工业，首要的是大量吸引和有效使用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1941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示》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要求军队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认识并切实执行，大量吸收同情我军的专门家，“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7页。)但是，实际工作中，很多工农兵出身的干部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知识分子，有效使用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依然有限。为推进军队吸收大量专门家的工作，1941年8月初，在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朱德号召：“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这就改变了过去将军事技术主要限于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的做法，使其拓展到更广泛的科学技术，即自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所涉及的基础理论与基础技术等。

(三)人民解放军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略决战的开展，我军作战形式由过去的游击战、有条件的运动战向运动战和阵地战转变，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朱德对技术装备作用的认识更为深刻。1947年12月，他在兵工交通会议开幕典礼上指出：“世界上一切战争，就决定于兵器的变迁”;“现在的战争是要用武器来杀伤敌人”;“在我们革命战术上说来，我们就是靠人，也还要靠武器。由梭镖换步枪，由步枪换机枪，由机枪换炮”。(《朱德军事文选》，第636页。)他在肯定人的作用的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促进人民解放军政治建设、装备建设和军事训练、军事战术进步的有机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由武装夺取政权变为保卫祖国的安全。面对非常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中国必须作相应的军事调整：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过去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转向未来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发展什么武器，即如何有效应对敌对势力用大炮、坦克、飞机甚至核武器与我们作战的问题。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必然具有愈来愈高的技术构成，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针对这一变化，朱德多次强调，空军、海军、装甲兵等新式军兵种能否建设好，技术具有决定作用。1950年3月，针对技术在空军建设中的重要性，朱德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务。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我们不但要学会使用和修理飞机，还要学会制造飞机。我们要努力研究科学，实实在在地把飞机工业搞好。三年五年之内，我们要由外行变成内行，并且逐渐地做到要有发明和创造。”(《朱德军事文选》，第717—718、718页。)

这里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指政治合格的前提下，这里的技术不仅是使用和修理技术，还包括制造原理。1951年9月，在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上，针对“过去我军没有统一而严格的训练”的历史实际，朱德指出：“因为今后的战争，将使用大量的军事技术与战斗器材，并有大量的人员参加作战，如果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指挥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朱德军事文选》，第809页。)

针对人民军队政治优势明显、技术却先天不足，而军队现代化过程中技术构成越来越高的形势，朱德强调在政治保障的前提下技术决定一切，军人必须熟练掌握使用、维修和制造良好装备的科学技术。此外，他还认识到先进的军事技术不仅可以赢得战争，同样可以制止战争。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们。”(《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3页。)

三、熟练掌握军事技术是人民军队实施正确战术的基础

关于军事技术对战术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515页。)恩格斯从理论上阐述了军事技术进步必然引起军事战术变化的趋势。朱德和毛泽东等一道要解决的是，在长期的农村革命战争中，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如何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军事问题。

朱德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就无法搞好。朱德对军事技术训练的重视，首先源于他对技术进步在战术中作用的洞察。一方面，现代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1931年7月，他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指出：“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朱德军事文选》，第70页。)另一方面，熟练掌握军事技术是人民军队学好战术的前提。农村根据地经济技术落后和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来源于战场缴获，红军战士文化程度偏低及其对现有技术掌握不够，成为制约当时红军作战的重要因素。朱德强调：“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就无法搞好。”(《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416页。)“技术是战术的基础”这一论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重要论断，而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形成的历史特点密切相关。

红军初创时期，朱德强调，对于刚“穿上军装的农民”，首先必须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以熟练掌握现有武器的使用技术，然后进行战术教育以知晓游击战术。其中军事技术“应着重一些基本的东西”，包括枪支的使用、保管，刺刀的使用技巧等，这是根据当时红军主体构成的实际状况而提出的战略对策。朱德还根据人民军队面临的作战对象和作战任务的变化，强调人民军队在弘扬已有的勇敢精神和游击战术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现代军事技术与战术的学习。他指出：红军“要适应革命开展时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预备铁的红军的技术和战术”(《朱德军事文选》，第70页。);养成专门技术人才，“使他们能够把使用各种新技术的部队相互动作配合起来”(《朱德军事文选》，第147页。)。1933年，当红军从国民党手中缴获一批新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他立即组织机枪训练班，并亲自主持训练班，讲授技术。

八路军、新四军时期，朱德指出：“抗日游击队只能有刀、矛、短枪、手榴弹、步枪、轻重机关枪，最多只有迫击炮、小炮”;“中国的土武器如弩箭、挨丝炮、桧树炮以及用迫击炮弹埋在地下当地雷，用硝药炸毁桥梁等等，我们都可以应用”。(《朱德军事文选》，第359—360页。)因此，“首先应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用步枪的就应学好步枪的保管、使用，练好射击、刺杀。用手榴弹的，就应学好投弹。其他如机关枪、炮等都应如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地结合”。(《朱德军事文选》，第460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战略上以弱胜强，战役上以多胜少;以人民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实现持久消耗敌人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攻坚战和战略决战，朱德又及时强调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并调整编制体制，加强了野战军的组建，为大兵团作战提供了基本的技术和体制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军队建设新阶段的到来，朱德更加关注官兵对新技术的学习。1951年10月，针对坦克、飞机、舰船等新装备，朱德要求官兵学好一切相关的新技术。他强调：“技术不好战术也不会好，技术好了战术也容易学好。所以必须先将技术搞好，技术搞好了再讲战术，战术讲好了再讲同各方面的联系。技术不但要学会，而且要学得熟练，使用得很灵活。”(《朱德军事文选》，第818页。)在人民军队训练发展史上，朱德在抓技术训练方面是出了名的。他不仅重视普通的共性的军事技术训练，而且重视技术兵种的专业技术训练。

四、人民军队坚持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

勇敢与技术，是一对辩证关系。它们既可能互相排斥，也可以互相补充或互相促进。能否实现勇敢和技术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实践问题。过去讲战术的兵书，往往侧重如何进行战斗的方法，只讲战术，少讲或不讲勇敢和技术;历来军队都讲勇敢，却经常与技术、战术相割裂。朱德将勇敢与技术结合起来引入战术之中，使战术成为简明而完整的概念：“勇敢加技术就等于很好的战术。”(《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320页。)

勇敢加技术是现代战争条件下人民军队建设的战略对策。战争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战争的结局;偶然性则给战争留有广阔的活动天地，增大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所以，战争双方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智慧等因素的综合较量。在人民解放军成长过程中，如何快速将缴获的装备变成现实的战斗力，既是人民军队经常面临的现实任务，又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强调政治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对于红军的极端重要性。在经济技术落后的广大农村，农民中文盲比例极高，由此决定了中国兵源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下。1930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在《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中指出：“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但是，军事技术和体力均须提高。《训令》强调：“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在朱德和毛泽东看来，工农红军战胜敌人主要依靠革命精神和志愿、强健的体魄及熟练的军事装备使用技能，三者缺一不可;他们还客观地指出了红军政治上的优势和体能、射击技术上的劣势，进而强调增进体力和增进装备使用技能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朱德军事文选》，第18、19页。)

抗日战争时期，为提高抗日武装的战斗力，朱德更加重视军事技术。1943年8月18日，他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但也必须看到，我们军队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士气，乃是依靠政治上的优势，而技术上则缺乏基础，这不单是我军的装备不如敌人，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很多同志对现有技术的掌握还非常不够。”(《朱德军事文选》，第460页。)1943年10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练兵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过去我们的红军很勇敢，很好，可是技术不够高明。勇敢再加上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我们练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朱德军事文选》，第463页。)在注重人民军队勇敢的传统优势的同时，朱德更加强调技术在练兵中的地位以及练好技术对勇敢的弥补与强化功能。他指出：“一定要练好技术，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只要能够把勇敢和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使最落后最胆小的人也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就达到了我们练兵的目的。”(《朱德军事文选》，第464页。)朱德科学揭示了勇敢和技术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明确了勇敢和技术是练好兵的衡量标准，有力扭转了军队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正式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指出勇敢加上技术就可以打胜仗。解放石家庄，就是“勇敢加技术”的结果。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挟清风店战役胜利之威，乘石家庄守敌兵力空虚、军心动摇之际，发起石家庄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进行的重要攻坚战役。国民党军队曾得意地宣称，石家庄是城下有城，凭工事可以坚守三年。这是一次难度很大的攻坚作战，也是晋察冀野战军炮兵、步兵、工兵第一次协同进行攻击大城市作战。朱德对石家庄战役十分重视，战役前和战役中，他都作了不少重要指示。他对炮兵、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极为重视。就在这次战役前，他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了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的重要法宝。在总结打下石家庄的经验教训时朱德强调：“讲究战术，战士们做到了‘勇敢加技术’。”(《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286页。)1948年5月，他认为，打有坚固守备工事之敌，“一定要靠技术，勇猛我们已经具备了，勇敢加上技术才是很好的战术。因为，‘勇猛’只能使我们靠近敌人工事，靠近了，没有技术把它打开，不仅无益反而要吃亏”。(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48年5月14日。)他指出：“没有技术不行，勇敢加技术就是很好的战术。学会了就是胜利。”“技术就是会打炸弹、打机枪、打炮、放炸药、放步哨、当侦察、打坦克、打飞机，学精了就不乱来，打胜仗就更有把握。”(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连、排、班及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5月15日。)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多次强调“勇敢加技术”的重要性。1951年9月，在解放军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处长集训会议上，他指出：“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朱德军事文选》，第809页。)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强调：“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783页。)

朱德提倡“勇敢加技术”，是因为进行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人与物的统一，只有把作战主体人与作战需要的精神和有关的物质(包括武器和技术器材等)条件结合好了，实现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统一，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只有勇敢，或只有技术(含装备)，或只有好的战术，都是不完全的。朱德指出，在人民军队与敌军的比较上，拥有先进装备和好的战术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常常因为勇敢的缺失而导致战场失败，而拥有无产阶级勇敢本色的人民军队则正相反，常因一些部队有忽视技术的倾向，影响了战术的实施。所以，人民军队的建设要始终坚持“勇敢加技术”的建军思想，在坚持政治训练勇敢的同时，还要坚持熟练掌握军事技术和装备，实现勇敢与技术相结合，从而创造最有效的战术。

综上，朱德既重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又强调技术是人民军队战术的基础,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人民军队建军战略思想。回顾过去，朱德的这些指导思想成功指导人民军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面向未来，这些思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意义。今天，在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兵源多元化且文化素质明显提高、科技强军取得重大进展而国家安全形势仍严峻的新形势下，我们要以朱德的“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的思想为指导，着眼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既要密切跟踪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大力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重点抓好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增强官兵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创新能力和军事战略战术谋划能力;又要在全军兴起学习信息化知识、掌握信息化装备、提高信息化技能，以熟练使用人民解放军的现有技术装备、知晓对手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战略战术;还要加强实战化的战斗精神训练，实现战斗精神训练、军事技术训练和军事战术训练有机统一，增强实战能力，锻造敢打仗、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威武之师。

〔作者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