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十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他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之一。50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当过清朝海军，他当过私墅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著名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他从清末走来，直到新中国诞生。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国近代历史；他从平民中走来，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立起教育家的丰碑。

在南开园内的中心花园，矗立着张伯苓先生的铜像，先生在世时曾说：“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依照老校长的遗愿，1989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伯苓夫妇的骨灰正式移葬中心花园，合葬于铜像后侧，守望着他呕尽毕生心血奠基的著名学府。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5年春天到“通济舰”去实习。他亲眼见到了“国旗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经人介绍，张伯苓和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的严范孙结识，受聘到严氏家馆任教。在严氏家馆授课过程中，张伯苓尽量按照自己亲身体验的新式教育方式组织教学，一反往日家塾教学的刻板与教条，不再让学生们坐在座位上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而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加以吸收和理解。

1903年，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次年六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严、张二人还结识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及教科书编纂等问题。严范孙与张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学堂在严家的偏院正式建立。张伯苓担任监督，总管学校一切事物，从此开始了他投身新式学校教学、管理的漫长生涯。   1904年底，按照严范孙的意见，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名称必须表明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同年，私立第一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民国初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天津显示出勃勃生机。张伯苓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发展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创办一所大学，为此，他远渡重洋，于1917年8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归国后，他就雷厉风行地组织起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设计校园、宿舍、教学楼等具体事宜，并且开始在外面四处奔波，为创办大学筹募经费。1919年秋，张伯苓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创校伊始，张伯苓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南开大学的学科设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即务求实用和服务社会。以南开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这既是张伯苓根据自身财力和办学规模所进行的慎重考虑，也是南开大学从学科设置上考虑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张伯苓更是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化学系的杨石先教授，到南开大学之后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张伯苓遂用美国罗氏基金派他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杨石先获博士学位之后，谢绝了德国的高薪聘请，重新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正是在张伯苓校长的不懈努力下，南开办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其中校舍一百多万，地皮七十多万。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张伯苓“化缘兴学”功不可没。

同时张佰苓在办学方向和办学理念方面敢于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张伯苓先生对大学教育如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行了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鲜明地提出“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路，强调教育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学术研究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借鉴欧美教育经验，走“本土化”之路。基于这种认知，张伯苓先生为早期南开大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教育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许多高校的教育宗旨和办学制度均效仿欧美高校而设立。张伯苓先生对南开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直接影响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应用型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当时成立的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表现出以实际行动救国的精神，故被日寇视为眼中钉，1937年日寇轰炸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从建立伊始就着重中国经济问题和农业问题，对华北区域的社会问题、经济状况、教育状况展开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制了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取得的成绩“尤称独步当时”。应用化学研究所针对天津早期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课题研究、技术转让，尝试着走一条“产学研”一体的办学道路。　   

张伯苓先生还特别重视教书育人，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规律和新的道德导向。他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主张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

在本馆民国档案中，存有1951年张伯苓写给私立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胡鲁声先生来之江大学教书。胡先生原是南开大学的老师，因其想来杭定居，经张校长的再三挽留，但是他仍想到杭州，故张校长写了这封推荐信。由此可见张校长为人非常豁达，很关心下属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识才、爱才。别人有困难他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其宽阔的胸襟及高尚的人品，永远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