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祖籍武汉，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从而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则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蒋家王朝覆灭了。朱光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于1950年春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由他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8年秋天，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朱光亚受命于旧中国多年求索的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伟大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