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梁启超病情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末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语言，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以家在北平。向校长戴季陶提出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说：“我们这辈人，像树木一样，只能斫作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顾颉刚大受感动，收回了辞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几年”。不过，他回了趟北平，结果，“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于是食言而肥。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激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有侠义之风，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粱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吴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组织“八不会”，“八不”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这是结党，我不干。我是九不。”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托傅斯年请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坚拒，他说：“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惭愧，长揖到地，连说：“我是三等人才。”傅当时是史语所所长。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呼呼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