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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与中医
[ 作者:刘洋 张培富    转贴自:光明日报    点击数:864    更新时间:2021-01-10    文章录入:admin ]

 

刘洋,张培富. 阎锡山与中医. 医学与哲学(A),2016,37(11):91-94

民国初年,国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医、废止中医的思潮,甚至影响和左右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各地“抑中扬西”的态势与日俱增,中医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与全国形势截然相反,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大力支持。1919 年成立了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建立了医学教育机构“医学传习所”和“附设医校”,成立了“附设医院”,发行了中医学术期刊《医学杂志》[1]。许多江浙中医名家纷纷北上三晋,悬壶行医和从事中医研究。尽管地域偏僻、信息闭塞,山西却成为近代中医研究非常活跃的省份之一。中医在山西的逆袭,与被称为“土皇帝”、统治山西长达 38年的阎锡山的扶持密切相关。

1  阎锡山支持中医的原因

阎锡山对中医的认可与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以及其时社会经济的客观实际密切相关。

1.1  儒家思想基础

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7岁入私塾,到22岁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为止,共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14 年。阎锡山在他《早年回忆录》中说自己对“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也知概略 [2]。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风潮相左,1917 年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即在太原成立了尊孔社团“洗心社”,并且每周日亲率文武官员到场,发表演讲,例行“洗心”[3]。中医理论体系与包括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脉络相承 [4],所以,阎锡山认为“中医是超科学的”[5],意即中医是超越于狭义上“近代科学”概念上的“科学”。

1.2  “中的哲学”体现

阎锡山在统治山西过程中创立了所谓“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中的哲学”形成,和当时山西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背景有关。近代中国,民主、自由思潮冲击着禁锢已久的国人心灵。阎锡山统治山西伊始,曾着力构建新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冲击。阎锡山将东西方政治分别冠以“竖政治”和“横政治”之称。将中国封建历史上仰仗于君主一人“公道心”的专制统治,称为“竖政治”;将西方民主治理称为“横政治”[6]。他认为就现状而言,中国民众教化太差,还不能达到“人人为尧舜”,民主还不合时宜。因此,“横政治”不尽善尽美,“竖政治”又不宜施行,需要另辟“中”的哲学,折衷参习。阎锡山创造出“中的哲学”,真正意图是与新文化运动抗衡,进而强化其统治。

阎锡山“中的哲学”与近代中医的“中西医参衷”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契合。同时,留学日本期间“曾居医院三月,耳闻目见者尤多,因叹医学(西医)之进化,如火车一日千里,皆得科学之力”,阎锡山又有借鉴和求新的欲念。于是,对于中医,他既强调继承又倡导改造。他说:“西医重解剖,必有确实证凭,方认其为是;无确实证凭,则认其为非。”但在肯定西医的长处后,又指出其缺点“然解剖者皆系死体”,他认为:“中医处于道家静虚,默参气化,莲光内照,洞见肺腑。与欧西之取经于物质、科学、机械、实验者固自不同。”[7]并且认为:“中外医理或有互相发明沟通融合之一日,此语似涉虚渺。然中医如能由虚而证诸实,必能兴。将来之西医由实而参诸虚,两相接近,此亦不可不注意研究者也。”[8]即中西医参合与二者均有益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1.3  卫生经济需要

阎锡山提倡和支持中医,也是客观考虑经济和社会实际的结果。同为留日学生,与余云岫等将中医视为玄虚、落后的代名词,欲置之消亡而后快不同;更与丁文江等“宁死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欧化极端人物不同[9],阎锡山对中医的思考非常现实。他认为坚持发展中医,首先是医药经济的原因,“吾国药材为出产之大宗,赖此为生活者何可胜计,有中医则能用中药,中医失败则恐受影响。不惟失业,人民大可危罹。即国家经济之损失亦甚大”。其次,是顾虑患者医药费用负担,“鄙人来自田间,深知民间情形。吃剂药仅费一两角钱,便可治疗,而有病者尤未肯出以购药。似此情形,即使西医普及,而以西药价值,昂贵其如民间之吃不起何此所望?”最后,还因为当时西医医生数量的严重短缺,“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吾国四万万人应有八十万医生。以服务二十年计,每年应有四万毕业医生,二十年后始能普及。而现在所有医学校之毕业生不足百分之一,诸君试思有无达到目的之日?即使三五十年内能达到此目的,而此三五十年内将坐视医道沦胥而不救乎?”[7]这与民国政府中一些人,因为“科玄”门户之争,就简单粗暴反对甚至一夜之间就要废止中医的做法,要显得更加理智和务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2  阎锡山对中医改进的深入认识

虽然阎锡山多次自谦,自己“于医学原理未能稍窥万一”,但他对如何改进中医还是有全面考量的。

2.1  目标是弘扬中医科学

1919年4月,阎锡山在给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手谕中指出中医改进的意义:“人为国本,医学为发育人类,保障人命之必要,是以先进诸国无不以医学为首务,而特重视之。”[10]将发展和弘扬中医上升到治国首要任务的地位。山西对中医的扶持,既不是反对“夷术”的简单固守,也不是在“中西医论战”中行平衡权术,而是立足高远,目标远大。阎锡山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中医改进的目标是“使中医能应世界之潮流,成一种有统系之科学”[7]。1921年成立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在招生计划中,拟定学生在专门学校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要求他们“务期融贯中西,发明中医真理,改进中医技术,编为科学”,回国后要为研究会服务,最终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11]。

2.2  中西医兼蓄的原则

对于中医、西医二者的关系,阎锡山持兼容并蓄的态度。首先,他认为“中医改进决非排斥西医”。参考西医的目的“一为取西医之所长,增进治病之效率;二为利用科学之发明改进中医之缺点;三为唤起中医之人道主义,改进历来生意式陋习;四为确定病症征集验方,俾一人独得之妙法变为万人共具之技能是也”。其次,本着适用态度,博采众长。对中西医“以治病为主,不画中医西医畛域,举凡中医西医之良法,以及社会上之偏方。甚至针砭按摩,何者有效,即用何者”。最后,对西医兼容并蓄,两相结合。他要求“改订《本草纲目》等书,将西药之确有效验者,分类添入;改订医书,以病症为主,将验方不分中西,悉数列出,合中西古今药目验方与一堂,以为治病之准则”[12]89-90。

阎锡山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据阎锡山唯一健在秘书李蓼源[13]回忆,直到1941年,退居到山西吉县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医官室设有中医、西医大夫各一名,承担阎锡山本人的保健任务。在中西医兼蓄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学术刊物《医学杂志》共发表有关西医西药文章54篇[14],体现了“参考西医,改进中医”的中医改革态度。

2.3  系统规划的方法

在“研究会”成立之初,阎锡山就全面、系统地对中医改进任务进行细化:第一,是诊疗的标准化。“遇病必求实验,求出一定之原理,一定之公式。不能互相参差,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第二,要开展公共卫生。“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第三,要使用现代的医疗器械。“西医实极精妙,宜多采用。除之法中药有秘传秘制,可以并行不悖外,余均取长舍短,急戒故步自封。至于器械亦然。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其余种种,本此类推。”第四,要分科研究。因为“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而每科尤须有统系、有定理。”第五,要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治愈一病,将其法语人,以资研究,固不待论。即医死一人,亦宜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故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7]综上所述,从中医改进研究的原则、重点、方法都提出了要求。相应地,“研究会”建立了“时疫(传染病)”报告制度,到日本购置了医疗设备,完善了分科分层研究方法,开展了每星期的例会演讲。

1932年,阎锡山又根据中医与西医的差距,针对性地提出中医需要加强的四个方面:一是诊疗方法落后,“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中医则一仍其旧,以致视服药为畏途,以致视割治为畏途”;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薄弱,“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三是护理观察的缺失,“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四是教育和科研的缺乏,“中医历来纯重书本,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以致人只一长,世之三尺”[12]91。“研究会”成立社团、建立“附设医院”和“附设医校”、开展中医临床实践和教育、培养看护(护士)和医徒(护工)、改进中药制剂、参与卫生防疫就是在这种系统规划思想下进行的。这些工作恰恰与科学建制化的要求相吻合[14],使研究会的中医改进工作真正走在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轨道上。

3  中医改进的实施

阎锡山对中医改进从政治、经济多方位支持,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全省纷纷仿效,山西成为近代中国中医改进的先进地区。

3.1  政策上支持

阎锡山对中医改进首先给予制度保障。1918年,在山西颁布的重要社会发展纲领《用民政治大纲》中,明确列入设立“研究会”,举办“医学传习所”、“附设医校”的计划[10],从制度层面为“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阎锡山对中医改进身体力行。他亲自担任“研究会”会长,并在《中医改进研究会组织简章》中予以固定。时任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晋北镇守使、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担任“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山西省政务厅厅长杨兆泰担任“研究会”、附设医学传习所、医校、医院的理事(所、校、院)长[15]。阎锡山在诸多具体事务上也亲力亲为。他以山西省长的名义致函近代实业家张骞,希望了解南通中医专科学校“所有章程如何规定,课程如何编辑,仪器标本如何采购,配置有无,目录存册,欲仿照办理”[16]。又官方选派“省署课员”李桓昌、曹瑞芝,参观“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以及“会、校、院建筑规模以致一切布置”,希望学会“如有章程图式并望检赐一份”[17]。

由于阎锡山的出席,“研究会”成立大会“军政学界各医官、药店、各医生,报名入会者150余人齐集”,盛况空前[18]。在阎锡山的号召下,山西各地将“研究会”事务当成行政任务来完成,短短两年内,全省相继成立十余个分会[15]。

3.2  经济上扶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药团体勃兴,但绝大多数多由民间人士自发创办,但“卒无赫赫之功者,则以限于财力故”[19]。由于经费短缺,大部分中医药社团维系时间都很短暂。“研究会”成立之始,由山西省政府“筹得基金(银洋)二十万元,存放生息”,作为日常经费;各界乡绅又在阎锡山的号召下,“筹得临时费(银洋)十五万元”,作为会所建筑、购置标本器具经费。“附设医学传习所”的经费由山西省政府按照每年一万三千元的额度筹拨;“附设医院”所需“常年经费为每年一万零八百元大洋,由研究会按月发给;临时经费无定额,在需要时由研究会另行筹集”[1]。“研究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合适办公场地,将会址暂时设在山西督军府西楼会议室。后在太原市新民中正街购地100 余亩,兴建会所及附设机构。这样,雄厚的经济保障,使中医改进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成 为吸引江浙中医人才北上的重要因素。

3.3  人才使用不拘一格

“研究会”对人才的使用,不受身份、职业和行业限制,并且有意地吸收江浙中医名流担任校、院的教员和医士。理事是研究会的管理科研核心,“研究会”理事中,有薄桂堂、郝光祖两名西医,还吸收了出生于世医的介休知事彭子益,山西陆军骑兵第二团团长孙秉彝。“研究会”(校、院)85名职员遍及江苏、湖北、浙江、上海、安徽、江西、福建、北京、山东等13个省(市)。

宋元之后,中医文化中心已经南移至长江以南[20],近代山西的中医基础并不特别有优势。阎锡山面向全国,以私人名义专函邀请中医大家。得到包括丁福保、周小农、陈邦贤、袁桂生、余伯陶、丁甘仁等人积极回应,聘任了18个省的119人担任名誉理事,许多人都将平生著述寄至“研究会”,付梓出版。对中医人才的广泛延揽,使山西的中医改进硕果累累。理事杨百城成为民国“医林四大家”之一;常务理事时逸人成为近代“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彭子益后来弃政从医,出版了中医名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孙秉彝撰写出《针灸传真》三卷,影响广泛。

阎锡山声明,自己对中医改进“明知不易而求其必成者,真为慈善事业,真为保全民生大众”[7],中医界人士对阎锡山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1937年4月,阎锡山罹患胃病,得此消息,远至南京、上海的中医不断献方、送药,持续了近两个月,以至于阎锡山[12]338-341题诗感慨:“胃病传出去,医方雪片来。愧我无建树,空使世人怀。”

在阎锡山的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临床实践、学术传播诸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停止活动。作为成立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中医社团,“研究会”获得广泛肯定。《医学杂志》发行 15 周年之际,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于右任、孙科、徐永昌、傅作义、邵子力等纷纷题词祝贺[21]。山西的中医改良和中医科学化工作一度位居全国前列。

阎锡山作为近代维系地方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军阀,他对中医的扶持本质上是基于社会现实和统治需要。但在客观上,他主导的中医改进,在近代激烈的“中西医论战”中,成为一个以行政主导,进行中医科学化探索的独特样本,其历史经验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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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阎锡山日记述略:第 10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1280-1295.

[6] 马小芳. 论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体现[J]. 唐都学刊,2003,19(2):101-104.

[7] 佚名. 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 医学杂志,1921(1):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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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蓼源.阎幕琐记[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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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志彬. 中医改进会研究[D]. 石家庄:河北大学,2011.

[16]佚名. 会长阎督军致张季直先生书[J]. 医学杂志,1921(1):106-107.

[17]佚名.山西阎省长来函[J].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9(3): 1.

[18]佚名. 兼省长发起中医改进研究会[N]. 来复报,1919-03-21(13) .

[19]徐相宸.徐相宸先生致本会书[J].医学杂志, 1921(2):92-98.

[20]徐敬生,李成文,陈艳阳,等. 宋元医药文化中心南移的研究[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15(2):20-22.

[21]佚名. 医学杂志十五周年纪念[J]. 医学杂志,193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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