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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大哥 深情难忘       ★★★
缅怀大哥 深情难忘
[ 作者:牛荫西    转贴自:《牛荫冠纪念集》    点击数:75    更新时间:2020-12-05    文章录入:admin ]

 

 

荫冠兄于1992510日与世长辞,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他的逝世使我感到极为悲痛和怀念。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虽病魔缠身,语言困难,但血压和心脏情况一直都很稳定,思维清晰。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脸上显出兴奋的表情,轻声唤着“四弟”,有时叫我“老四”。从他那刚毅强劲的手力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怎么也没想到这样快就与我们永别而去。荫冠兄是我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长期以来政治上给于我很多关怀与帮助,使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在他的送别仪式上,看着他那安祥的遗容,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到八宝山火葬场后,当推车将他的遗体送去火化的瞬间,我掀开覆盖他头部的白绸,最后向他惜别。一年多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过去的桩桩件件往事,始终萦绕着我的脑际,这使我悲楚,也砥砺我奋进。我愿把我和大哥接触中的点点滴滴琐事告诉人们,使后人能全面了解大哥,知道革命前辈生活和战斗的历程,以慰九泉之下大哥的英灵。

 

(一)

 

抗日战争前,山西兴县牛家是个大户家族,父亲们兄弟五人,合家度日,当时全家总共有四十多口人。荫冠在兄弟中大排行为第八,故弟妹们都习惯叫他“八哥”。我父亲牛友兰和母亲康改桃(兴县阎罗坪村人),共生育四个儿子,荫冠为长子,我行第四,他又是我的长兄,比我大十六岁。从我记事时起,他就离开家乡到太原和北平求学。小时我常听父母讲大哥是个有抱负有志气的人,为人诚实,天资聪颖,在学校各门功课总是领先,同学中威信很高,教育我要向大哥学习,使我在幼小的心灵上就对大哥很敬慕。那时大哥只是在寒署假时,才返家乡短住。他一到家,家里立刻就显得很活跃,哥哥、姐姐们都追着要他讲故事,他也就成了“孩子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从古到今,海阔天空地给大家讲述一些我当时还听不大懂的事情。后来听哥哥们说,讲的内容有岳飞抗金,文天祥就义,苏联情况和外地见闻,也有“九一八”事变和东北义勇军的斗争事迹,等等,题材十分广泛。通过这种形式,大哥给弟弟、妹妹们传授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潜移默化地灌输了许多爱国思想和革命道理。我是弟、妹中最小的一个,大哥一直关怀着我的成长,只要见面,总是勉励我好好学习,长大后作个有用的人才。他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时,每次给家里写信,总要带上几句嘱咐我的话,有时还附着给我的短信,从不忘记我这个当时还不到十岁的小弟弟。有一次他从北平特意给我寄来一份世界地图,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各国国旗,我很是喜欢,父亲戴上花镜给我指点着。从而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也增进了和大哥的感情。

大哥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马列主义书籍,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在北平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组织发动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前夕,受党的派遣回到太原,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他回到山西工作后,家里人都很高兴,总希望能见到他,但由于工作不能脱身,他一直没有能返里看望,只是和父亲不断有书信往来。父亲每当接到他的来信,如获至宝,高兴地总要念给母亲和我们听。大哥在来信中,大多是谈时局的发展,谈救亡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父亲经常是看完把信放下,然后拿起来又看,反复思考着信的内容,从中领悟着有关抗日救国的问题。记得1938年的一天,大哥利用到岢岚牺盟中心区视察工作之机,路过回到蔡家崖村一趟。他的到来,全家老小皆大喜欢,母亲特意准备了许多美味饭食,招待儿子。这次见到大哥,他面容略显消瘦,但神采奕奕,显得刚毅坚强。这天夜里,他和父亲进行了长谈,详细介绍了山西当时的政局,具体阐明了党的政策,动员家庭积极投入抗战。他那举止不凡、见解深刻、思想超众的谈话,给父亲以很大启迪,也给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一再挽留他多住几天,大哥耐心说明情况,坚持马上要走。父亲深明大意,也劝说母亲:“你就让他走吧,公务在身,由不得他自己。”就这样,大哥只住了一宿,翌日清晨就上路返回临县。父亲在抗战时期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大力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带头捐献大宗家资支援八路军、决死队抗战,成为党的忠实同盟者、晋西北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大哥给予的影响和帮助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二)

 

1939年以后,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的政局迅速逆转,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发起进攻,企图消灭山西的进步势力,重新把我党控制的地区夺回他的手中。当时大哥作为牺盟总会的负责人,正在阎锡山的身边。在这个严重斗争的紧要关头,他身处逆镜,临危不惧,按照党的指示对阎锡山进行了勇敢机智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时刻都有遭捕杀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主持有计划地把四百多名党的干部疏散转移之后,自己才果断巧妙地脱离阎锡山的巢穴,从秋林勒马北上,途经陕甘宁边区,来到晋西北地区。在这次整个斗争过程中,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长期以来,我总是以大哥为楷模,用他的这些动人事迹,作为自己奋发上进、加强党性锻炼的动力。

大哥来到晋西北后,立即投入到创建新政权的紧张工作。1940年春,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山西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出任行署主任,大哥任行署副主任并党组书记。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经济文化落后,加上阎锡山长期的反动统治,搞得干疮百孔。新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行署工作头绪纷繁,任务很重。续主任因病到延安长期就医后,行署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大哥肩上。这时行署机关就设在兴县蔡家崖牛家宅院,我们和大哥的接触机会就多了,只见他经常和贺龙、关向应、续范亭、林枫等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大哥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始终是不知疲倦的日夜操劳,忘我地工作着。母亲见他劳累憔悴的样子,总是心疼的劝他要注意身体,适当休息。因为大哥小时曾有过吐血的病史,更使老人们十分担忧。可是大哥完全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他总是乐哈哈地说:“我这不是很好嘛!事情太多,怎么能休息呢。”在行署工作期间,大哥很尊重续主任,嘱咐家人要多关心续主任的生活,注意保持安静,不要影响续主任休息。母亲是位忠厚善良、通情达理、肯于济贫助人的老人,在家族和乡里中素有美誉。他曾和续主任在一个院子里住过些日子,经常做些可口的家乡饭食送给续主任品吃,亲如家人。续主任对他的为人很是赞许。1945年,母亲在陕西盘塘病故后,还以行署名义为她送了花圈。这时父亲因办纺织工厂,一直住在城里,但也经常抽出时间回到蔡家崖,每次去总要看望续主任,热心地为行署办些具体事情,积极支持大哥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大哥经常向我们介绍晋绥领导同志的革命斗争经历。他讲到续主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因痛恨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不抵抗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的悲壮事迹;还听大哥讲过贺龙同志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名将和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讲过关向应同志资历很深,是位党内具有很高威信的领导者。又讲过林枫同志领导北平地下党斗争的情况。大哥从不炫耀自己,对自己的斗争事迹却很少提及,他的许多情况,我最初还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记得有次父亲对母亲说:“冠子(荫冠的乳名)这次很险,再晚一半天,就从阎锡山那里跑不出来了,被抓住性命就难保。”这话对我印象一盖很深。大哥的情况,包括北平地下党时期的斗争等,我是以后逐渐知道的。通过这些事情,我认识到大哥是位尊重革命前辈,谦逊律已,品德高尚的人。

大哥这时在家门口工作,在对待家庭和亲友的问题上,他是具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的。抗战初期,父亲带头捐出两万三千银元和“复庆永”商号的大部存货支援抗战,大哥对父亲的这一爱国行动是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当时家里也有些老人们思想不通,认为牛家的家业从此败落,不免在大哥面前流露些不满情绪。大哥就晓以利害、进行开导。他说:“当了亡国奴,要钱有什么用。”在他的启发教育下,牛家人们的认识普遍得到了提高,以后也就没人再提及此事。大哥还经常关照家人要支持新政权,模范地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不得利用他的地位,搞特殊、要照顾。无论大事小事,他从不为家人和亲友说情。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住在北坡村我大姨家院子里,因为房子问题,大姨找到我母亲,想让大哥帮助给说句话,被他婉言拒绝。大哥在晋绥工作多年,没有办过一件徇私情和有背政策的事情。他这种公私分明的原则立场和自觉遵纪守法的风范,给家乡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大家所称颂。

 

(三)

 

大哥十分关怀弟妹们的政治前途。抗战时期,在山西各种政治势力充满斗争的复杂局面下,是他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人生道路。1940 年我十二岁,当时还是个贪玩的孩子,大哥每次见到总要动员我参加革命。他说:“你也不小了,该离开家啦!许多八路军小鬼不就是你这么大嘛!应该向人家学习,在家里呆下去是没有出息的。”不久他把我送到离家仅有二、三里地的胡家沟村青年抗敌学校学习。1941年,又是经大哥的介绍,我到临县化林村的晋西一中学习。他怕我吃不了苦,临走前特别嘱咐我说:“出去就不要怕吃苦,也不要想家,别人能吃得苦,咱们就不行吗,自己要有志气。”那时学校的条件是很艰苦的,睡地铺,吃黑豆饭,隔几天还要外出背粮,和家里的生活反差甚大,开始很不习惯。但是每当想到大哥说过的那些话时,顿时就产生一种精神力量,决心坚持下去,接受锻炼。1942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任弼绍同志来到晋西北,在办完公务将要返回延安时,大哥托他把我带往延安。当时我正在病愈后住在家中,大哥找到父母亲说:“西子(我的乳名)不要再到临县去了,他今年十四岁,应该让他去延安,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不要错过。”因为事情来的很突然,家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开始父母觉得我年龄还小,又是出远门,怕日后生活不能自理,很是犹豫。经大哥一再说明情况,也就同意了。于是我就经长途跋涉到了延安,通过中央组织部介绍,入延安大学学习,从此正式走上革命征途。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历程,我能由一个幼稚无知的孩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这关键的一步,大哥的帮助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每当想到这些,内心总是充满对大哥的感激之情。

大哥对我的哥哥、姐姐们,同样是十分关怀的。他在没有到晋西北之前,就在通信中积极动员他们尽快走出家门,参加救亡工作。我的二哥牛荫天(又名牛奇),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到方山县牺盟会工作,后入抗大二分校到了晋察冀边区,抗战时任民主政府区长。建国后在大同地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校长、大同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大哥和二哥长期在两个大区工作,战争时期虽然一直没见过面,但大哥始终是惦念着二哥的,在通信中总是给予热情关照和勉励。抗战后期有一段时间二哥没有信息,大哥十分担忧,想方设法托人打听二哥的消息。建国后,二哥多次来京,有时还住在大哥家中,大哥给予许多政治上的关怀。199112月二哥病故,当时大哥正在住院,大哥和大嫂为他送了花圈,并给予二哥家以经济上补助。我的三哥牛荫东(又名牛旭光),也是在大哥的影响和鼓励下,抗战初就参加了革命,在延安抗大学习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工作,后转赴安徽新四军担任连队指导员。“皖南事变”期间不幸被国民党军俘去,他机智地佯装文盲战士,一直没有暴露政工干部身份,在押往陕西汉中途中只身逃脱,沿途乞讨回到陕甘宁边区。他的这段经历在延安审干时受到组织审查,内心感到很委屈。其后不久,大哥来到了延安,三哥和我一块去看望他,兄弟别后数年相见,倍感亲切。在这次谈话中,大哥为三哥的事讲的最多,他勉励三哥放下思想包袱,振作精神,继续为党好好工作。大哥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只有经过锤炼,政治上才能成熟的道理。他那种深入浅出的哲理和循循善诱的态度,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从大哥的谈话中,不仅使三哥受到慰勉,感到温暖,也使我得到宝贵的教益。离开延安后,三哥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随后转业到地方院校担任领导工作。他的这段经历,以后找到了直接证明人,彻底排除了一切疑点,组织上为他做出了结论。现为地专级待遇干部离休。

堂姐牛荫英、牛荫婵,从小就受到大哥的启蒙教育,抗战初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辽县妇救会工作,在日寇扫荡的残酷环境中,均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堂姐牛兴中、堂兄牛荫德,是在大哥的关怀与帮助下,1940年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建国后他俩都被派往苏联留学,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重要骨干。大哥还曾介绍我的堂兄牛荫树到晋西北行署工作,堂兄牛荫越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后勤部工作。侄子牛联棣、侄女牛联桐等也都是在大哥的影响与关怀下参加救亡工作,走上革命道路的,均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牛家的绝大多数子女们先后参加了革命,同样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成为革命家庭,大哥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父亲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四)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已到了晋察冀边区,大哥仍在晋绥,由于战事紧张,彼此联系就很困难。1948年,大哥出任晋中行署主任,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担任支前司令部政委。太原解放后,大哥奉命南下,他途经石家庄时,适逢我正在该市工作,急忙前往他的住处看望他和嫂子赵辉同志。这是我和大哥延安别离四年后的再次相逢,时值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彼此心情格外兴奋。他见我身着军装,不再是个稚气的孩子,高兴地说:“西子长大了!好威武的解放军呀!”很关怀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接着就介绍了解放太原的见闻和北平和平谈判的情况。记得他说到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时,中央领导同志没到机场去迎接,先给了个下马威,这次谈判就是要叫国民党政府向人民投降,结束它的反动统治。我听得感到十分开心,我们共享着胜利的欢乐。也许是由于经过太原前线紧张的战地生活关系,这次见他,面容略显憔倦,不过情绪却很饱满,总是谈笑风生,吃饭时常用些幽默的语言,引得和他同行的张干丞等同志哄堂大笑。

在这次相见中,大哥单独把我叫到一边,谈了谈晋绥土改时家庭方面的情况。他语气平静地说:“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父亲在1947 年土改时被斗已去世,土地按政策已分配给贫下中农。”由于我已参加过土改时的“三查整党”学习,对家庭的这种情况并不感到突然,不过父亲的故去是第一次听说的,心中难免有些悲痛。大哥接着又说:“老人迟早总要离开我们的,不必难过。牛家是地主家庭,过去是靠剥削农民发家的,土改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广大民翻身解放,这是件很大的好事,应该高兴。我们都已参加革命,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正确对待土改这件事。”我随即谈了我的认识,表明拥护党的土改政策的态度。他听后感到很满意,并鼓励我说:“你早去了延安几年,政治上进步不小。”接着嘱咐我要注意很好地向工农出身的同志学习,遇事要用党的政策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次谈话,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大哥对我的很好教诲,这对我以后经历的各次大的政治风浪中,能以站稳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父亲在土改中被斗致死的问题,以后中共兴县县委还正式作出了平反昭雪决定。可是在那次大哥和我的谈话中,对“斗牛大会”一事没有提及,对父亲被斗的具体情节和他本人的不幸遭遇只字未讲。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看不出半点委屈和不满情绪。他的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丝毫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思想境界和所具有的党性修养与达观大度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我很好学习。

 

(五)

 

大哥南下以后,开始在江西省主持财经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经过他的努力,使江西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得很快。其后,为了加强苏联对我援建重点项目的领导,中央决定抽调一批既有领导经验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前往工作。李先念同志亲自找大哥谈话,调他到国防工业战线,大哥二话没讲,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期间,我被调往长春市军事院校工作,这时我们住在毗邻城市,我利用年节之际,特意到沈阳看望他。这次相见,大哥很热心地给我介绍了我国航空工业初创时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那种干一行爱一行、潜心钻研业务的精神,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飞机工厂是高度保密单位,他笑着对我说:“我们这里是有严格纪律的,我这个厂长出入车间也是要出示特别通行证的,外人是不能到厂区的。”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告诉他说:“这我理解,我这次来是看望你和嫂子,没准备要参观工厂。”他接着又讲:“当然你去也看不懂,不会泄密,不过这是规定。”通过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大哥是位以身作则,不讲私情,严守纪律的人。就在这次,大哥约我一同去参观鞍钢。为了不麻烦鞍钢领导,我们是通过我的堂兄牛荫德(当时任鞍钢炼钢厂副厂长)给安排食宿和带领参观的。参观过程中,大哥看得很仔细,详细询问着各种有关问题。他这种务实精神,至今我还难以忘怀。

大哥在飞机制造厂工作期间,生产出国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并已批量装备了空军部队,他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曾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祝贺和表彰。

 

(六)

 

1962年,大哥迁家来到北京,这是我们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城市工作。逢年过节或遇他住院时,我和爱人刘志英同志总要去看望,他和赵辉嫂也来过我家,彼此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大哥是个性格开朗、和蔼可亲的人,他很喜欢孩子,常爱用诙谐的语言逗着玩,孩子们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拘谨。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他来到我家,抱起我的男孩说:“你知道我是谁?咱们是一家,我也姓牛,是老牛。”不明事理的孩子天真地问他:“你是老牛,怎么不拉车呢?”一句话引得全家人捧腹大笑。以后直到孩子长大见到时,他还当笑话提及此事,给家人增添欢乐。大哥在和家人接触中民主作风很好,从不以长自尊,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在我和他每次交谈时,总能畅所欲言,感到心境格外愉快。这时大哥在商业部工作,每次见到他,总要给我介绍中央为贯彻国民经济“整顿、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而采取的措施,介绍反修斗争的情况。他充满信心地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局面会逐步好起来的。”那时他的心脏情况已很不好,曾在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虽身体患病,但一直坚持着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哥受到很大冲击,被罢官、批斗、关“牛棚”,经历了一场严重劫难。开始一个阶段,他靠边在家,我去看他时,只见他心情沉重,寡语少言,对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被打倒,很是不平,对党和国家遭到的这场空前劫难,忧心忡忡。他本人是北方局系统的干部,看到刘少奇、薄一波、林枫等熟悉的领导同志被罢官、遭批斗,心里尤感难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家下一步是个什么局面很难说,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无非是打倒吧!个人是小事,国事为大呀!”由于他曾主持过牺盟总会的工作,当时找他外调的人很多,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出具证明。有时遇到蛮不讲理的外调人员,他据理争辨,毫不示弱,在压力面前从没有讲过违心之言,也没有出过一份伪证。他给我说有人硬逼他承认牺盟会是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始终是旗帜鲜明地坚持说牺盟会是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并讲此事《毛选》中早有定论,无须讨论。由于他的这一坚定立场,保护了许多党的干部。后来,大哥被批斗,关了“牛棚”,送往东北农场劳动。“文革”中,总政被林彪反党集团诬为“阎王殿”而砸烂,我被发配陕西。1969年底,在我将要携家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独自到大哥家告别。这时大哥已遭隔离,他家的房子也被占,只留两小间供家人栖身。赵辉嫂简要向我介绍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为大哥的遭遇感到不平,也为他的前途难以预卜,而万分担忧。当时嫂子和我心境都很凄楚,彼此讲了几句互慰的话,我即离去。事后得知,大哥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林彪、“四人帮”捕风掠影,无限上纲,硬说他在牺盟总会工作期间,投降了阎锡山,企图把他打成“叛徒”。大哥始终正气凛然,和这种蓄意诬陷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这不是历史事实,自然也难以定案。“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下,他才得到解脱,重新回到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沿。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中央委派李先念同志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大哥不计较所遭受冲击的个人恩怨,作为全国财经委员会成员,在李先念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为了改变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这期间我从外地来京,曾在大哥家短住。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感怀颇多,见面后真是一言难尽。这时谈问题思想比较解放,谈到国内形势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在肯定毛主席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谈到老人家晚年所犯的错误,还谈到“四人帮”这伙人的真实面目,谈到未来希望寄托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身上的愿望。当时都很关心小平同志的情况,希望能站出来主持工作。从交谈中,可以看出大哥当时的心情是喜忧皆有,一方面为国家出现新的转机而高兴,另一方面“四人帮”还在处处作梗,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为国家的未来存有忧虑。我离京后,一直和大哥保持着通信联系。大哥是位有远见卓识和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领导者,他的许多见解,对我认清形势,明辩方向,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原单位重新调回北京,大哥在主持全国供销总社工作。当时拨乱反正和经济建设任务都很繁重。我每次见到他,他都是以喜悦的心情给我讲些共同关心的大事,介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和随后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经过等。我们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感到欣慰;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深受鼓舞。这时大哥的身体已不如过去,病情在发展,但他一直是顽强地坚持着工作,总想在有生之年,以争分夺秒的精神为党多做些事情。他还出国到罗马尼亚访问。在退居二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后,继续抱病工作,经常带着专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他把陈云同志亲笔为他题赠的“既扫自己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的条幅,悬挂中堂,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他虽行走困难,还扶病和赵辉嫂一同到干休所看望我们全家。听说我受聘担任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兼教育长时,高兴地说:“你比我年轻,身体也好,还可以为党多做些事情,羡慕你呀!”给予我热情鼓励。大哥直至完全丧失工作条件后,仍时刻关怀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荫冠既是我的长兄,又是我的良师。数十年来,弟兄中我和大哥接触的机会最多。他那真诚的同志情谊和温馨的兄弟胞泽,用简短文字是难以表述的。我对大哥的回忆,只是他生平事迹的片断。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形象,坚强的党性立场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忍辱负重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的高尚品质,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激励我继承遗志,保持晚节,发挥余热,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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