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么大，唯独大西南，出不了可以东出北进且“卒并天下”的政权。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是大西南的战略重地。它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自保极好，但它易“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苏洵）的特点，使其使至此的政治人物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终成死困之地。

刘邦是个例外，因为他遇到了只知富贵归乡，不原“衣绣夜行”，爱显摆的猪对手项羽——与美国的演员里根遇上了猪对手戈尔巴乔夫一样。这才使他能从汉中起家且北上打回关中，建立了大汉王朝。反观刘备、诸葛亮据蜀，东不得出，北不得进，终不能一统天下。曹操明白这个道理，他“得陇不望蜀”，看透了四川可做粮仓，不可做事业根据这个百世不磨的地缘政治大道理。

蒋介石抗战以四川为大后方，是权宜之计；正因此，他立陪都于重庆而不是象诸葛亮那样立都于成都，就是为了随时出川。但抗战胜利后，他又忘了吴三桂盘据且败死在大西南的历史教训，以西南为“反攻”根基，最终只能落个败退台湾下场。

中国以四川为重心的大西南所具有的这一地缘政治规律，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得到了最惊心动魄的印证。

长征路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不完全是简单的路线之争，而是对中国历史地缘逻辑的认知之争。张国焘执迷于四川，试图依托盆地建立根据地，这是典型的不懂历史的“盆地思维”，只看到四川盆地的安逸和易守，却看不到其长远的战略局限。而毛泽东则在革命初期，就看透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的致命缺陷：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文章结尾处就特别强调：“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南线。”而没有提清末热议的“川汉铁路”即从汉口经宜昌入川从重庆至成都的铁路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让毛泽东出任四川省委书记，被毛泽东拒绝。长征路上，更是坚决拒绝张国焘南下入川方案，力主北上陕甘宁。这一抉择，不仅让中国革命跳出了“偏安西南”的历史陷阱，更找到了背靠西北、面向全国的稳固后方，最终打开了通往全国胜利的大门。这也应验了司马迁那句名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可以试想，如果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按张国焘的路线南回四川，那1937年底蒋介石从南京将抗战大本营西撤进入四川后的结局，就不会比张献忠更好。

张献忠1644年入川，1646年败亡。与此相反，李自成1637年入川，次年在川梓潼被明军大败，迅速出川，在潼关又遭洪承畴、孙传庭伏击，全军覆没，李自成仅率18骑入陕南商洛山蛰伏，七年后即1644年便打到北京，崇祯自缢，明亡。

如果说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与张献忠相似的话，那么，毛泽东率军北上进入陕北的路线，在地理上与李自成的路线简直就是出入一辙。1935年中央红军到甘肃-陕北时仅数千人，19年后即1949年这支部队便进入北京。其“卒并天下”的结果，司马迁解释说：“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这个”天“就是中国地缘政治大规律。

张国焘虽毕业北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毕业于“985”，有书本知识，却未能通透历史表象、无知地缘规律，最终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而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扎根于对中国历史规律尤其是地缘政治规律的深刻把握，这正是他的战略视野与“张国焘们”的眼界的根本分野。

毛泽东青年时就对学习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15年他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方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毛泽东给萧子升写这封信时才22岁，而同年的张国焘时已任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还热衷于街头讲演。结果知识有，但只是浅尝辄止，功夫也下的不深，当革命进入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就“掉了链子”。

毛泽东一生都重视地缘政治（那个时代叫“地理政治”）的研究和运用。

——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23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小时）和地理（4小时）。”他讲述了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了要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

——1949年2月10日，毛泽东在致林彪、刘伯承、陈毅等的电文中指出：“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

——1954年毛泽东还对吴晗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地理政治。

——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

行文至此，想到我们在做“红孩子”时就常说“为革命而学习”，老了再回想这话，就有新的体会。这时才会知道：学的好与不好，不仅仅是考分和落选问题，而是掉脑袋问题。这一点从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中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