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百多天，就是交大110年校庆的日子了。在这个时候，相信和交大稍有关系的人，都免不了要抚今追昔。我从南大毕业到交大任教十余年，此时加入“追想”的行列大约属于不可免俗，但我更多的倒是不愿免此“俗”。这十年，正是交大在历史上发展较快的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并喜欢上这所学校。不过，我想谈的倒并不是自己的经历，我很想借这个机会放言一谈如今颇为时髦的大学的精神。

陶行知曾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我想到交大精神，想到的是交大的三个校长。

第一个当然是1896年春创立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他当时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干将，掌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的“红顶商人”。之所以要在百忙之中创办新式学堂，其目的即为解决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匮乏问题，他直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并且坦陈自己的心迹，“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

不过，他当初创立南洋公学的目的，却并非为养成科技人才，而是培育“内政、外交、

理财”方面的人才。所以，在其呈给光绪帝亲批的《南洋公学章程》的“设学宗旨”一节中，特地指出，“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也就是说，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其着眼点是为了培养新型的从政人才，他所信奉的教育方针即洋务派所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立身还须“通达中国经史大义”，谋事却要以“西国政治家”或“日本法部文部”为标准了。

这一点，从其设立南洋公学特班即可证明。特班1901年设立，聘蔡元培为班主任，招收已成年的人，“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这个班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存在时间较短，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还有曾任职于游美学务处、主持选拔庚款赴美留学生，并担任过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和大同大学创办人的胡敦复，曾做过北大工科学长及代校长的胡仁源等。

1906年，清政府增设了邮传部，主管交通邮电事业，即“路、轮、邮、电四政”，经费主要来自招商和电报两局的交大，也因此于同年改隶邮传部，校名也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这一门庭改换，从此奠定了交大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

在这一关系到交大命运的转换中，尤其是在1907年秋到1920年11月间主持交大校政的唐文治先生居功甚伟。唐文治1892年中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并出使过日、英、比、法、美等国。在任职交大后，他先后创设了服务交通事业的铁路、电机、铁路管理、航海等专科。并开辟和扩建了金工厂、木工厂、理化、电机等实验室，形成了今日以理工为看家本领的交大的雏形。唐文治在任期间，因清廷覆亡，学校改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于1912年换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这也是交大得名“交通”的由来。

在唐文治身上，有着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情结和一个为国效力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矛盾，这从他为学校拟定的校歌中可见一斑。歌词云：

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

醒狮起博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其中意

既醒勿睡，既明勿眯，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我觉得，这也是交大迄今以来几首校歌中最好的一首，也是最能反映交大精神的校歌，它历久弥新，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世的变迁而褪色，相反，倒是愈显其“精神”。这就是对尚实之风的强调，即对“实学”和“实业”的推崇。

但唐文治一方面为国“实心实力求实学”，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学校里提倡“虚学”，如尊孔读经，强化国文教学，并在每周日亲自主讲于大礼堂，每年举行国文大会等。他一再强调学生要以救国为志，保存“四书孝经”等国粹，以此“立心立身立家立国”。由此也可看出，他所奉行的也依然是盛宣怀等人所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知道抗战时期曾任交大渝校主任并继任校长的吴保丰先生的人并不是很多。而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吴保丰，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危难之中重建交大的贡献，二是因为从他在这一“特殊的表现”中更可看出交大的精神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交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将他视为交大精神传承的一种象征。

当时交大在重庆建立分校，条件极其简陋，吴保丰接任时正值招生季节，考场被日机炸坏，但吴保丰还是率领同事，设法完成招生，并使渝校的学生增至一百六十余人。同时，他又请交通部拨款，在重庆九龙坡建立新校舍，使交大得以存身。其间筚路蓝缕，变荒山野岭为教室礼堂，艰难自不待言。

这只是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也许，吴保丰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办学上重新恢复了交大的传统，他不仅加强和建立了机械、电机、土木、航空工程等工科系，还恢复了国文、英文等过去交大比较有特色的教学课程的设置，并且还恢复了唐文治时期学校已一度举办的国文大会和英文大会。交大所授之国文并非像如今之教科书上那样简单的语文，而是以传统的思想文化经典为主，如唐文治当年就经常以四书为教材宣讲儒家文化精神，同样，英文也非像现今的教科书一般，纯为锻炼语言能力而设，而是采用欧美著名作家学者的作品为教材，唐文治之子唐庆诒先生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时就在交大沪校教授英文，所用教材就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兰姆的随笔，湖畔派诗人的诗等。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国文和英文的教育下，学生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熏陶，又会养成什么样的精神。

这也是交大始自盛宣怀经唐文治而形成的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模式，即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养成，或曰“体”与“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以宽厚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为基础，导之以专业的工程技术知识，使学生不局限于某一门狭窄的专业之中，既立心，又立身。人文精神的养成需要有科学的常识，而科学精神，也正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