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几年前，凄情谍战大剧《旗袍》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根据我党多位潜伏在汪伪特工总部或是国民党内部的红色女谍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一度被誉为美女版的《潜伏》。

该剧女主角关萍露的原型之一张露萍的传奇故事也被揭开，张露萍18岁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工作，传递出了大量情报，因“军统电台案”暴露被捕，牺牲时年仅24岁。其实，张露萍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她的丈夫李清曾任交通部部长，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蜜月中他们就分开了，这一分成了永别。李清的爱妻黎琳——张露萍被敌人秘密地杀害，最让他痛心的是，爱妻叛变的消息不断从白区传来，但他始终不肯相信。45年后，他的这一质疑得到了证实，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的妻子表现得十分坚强和勇敢，临刑前还给他留下了一句充满深情的话语：“再见了，清。你要保重！”……今年3月，李清也驾鹤西去，但愿他在天上与那有着一双大眼睛纯真、刚强的爱妻再度相会……

壹 热血青年提前毕业，奔赴延安

李清在山西太谷铭贤中学正在读书时，卢沟桥事变发生后，9月12日，日军攻占了娘子关，继续向山西腹地推进。铭贤中学被迫迁往四川，学生们纷纷做出不同的选择。

李清的姐姐家住西安，姐夫在一家银行工作，如果他投奔姐夫完全可以在银行谋职，会有比较体面的生活保障。但李清和11名高三即将毕业的同学共同向学校提出请求，以“自谋生计”为由，允许他们提前毕业，以便早日上抗日前线杀敌。还差半个多月提前走就拿不到毕业证，但是李清和同学们坚持：“不发毕业证，也要去延安”。后来，学校破天荒地提前给他们发了毕业证书。

奔赴延安的路程十分艰难。那时，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铁路瘫痪，公路有的路段被日本兵控制。李清便带着同学们步行赶往延安，白天不敢走大路，就走山道或绕行小道，甚至昼伏夜出，一路上风餐露宿，走了近一个月终于到达西安。办事处安排他们先到“云阳青训班”参加学习并接受考察。不久，李清于1937年底被送往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

贰 抢着给大眼睛的女生拿行李，后来相爱结婚

1938年2月3日，又有一批进步青年来到延安。那天，抗大第三期的一些男生正下课，大家热情地上去抢接行李。队伍里有个叫黎琳的女孩，因为行李较重动作迟缓了些，当李清挤到车厢前，正好站在她的下面。李清先替她拿下行李，再向她伸出双手，她大大方方地扶着李清跳下车。尽管一身尘土，但她那冻得通红的圆脸上却绽出兴奋的笑靥，一双大眼睛里尽是好奇的神色。在李清提着她的黑色皮箱送她去住地的路上，倒是她先问李清的姓名，还自我介绍说她叫黎琳。

黎琳1921年7月出生在四川，原名余薇娜，后取名余家英、余硕卿。其父余安民是保定军官学堂一期毕业生，在四川当过团长、旅长、师长、中将参赞。1937年1月，不满16岁的她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她父亲却希望她与新上任的重庆市吴市长家结为秦晋之好。她未从父意，决定去延安并改名为余慧琳。

经车耀先介绍，她1937年冬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分配到“西安抗敌后援会”主管的“妇女慰劳会”工作。她父亲推测女儿投奔了延安，便请好友多方查找，最终查到“从成都来的姓余的女学生”的下落，当即要把她带回成都。余慧琳及时向领导作了汇报，要求立即去延安。为防止父亲再次追查，她改用母亲的“黎”姓并采用现有名字中的“琳”字，即黎琳。

李清与黎琳相识相爱，1939年9月20日，经组织批准结婚。新婚不久，黎琳告诉李清：组织上说南方局周恩来副主席那里急需人去开展统战工作，考虑到她父亲余安民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将师长，又曾与刘伯承司令员同学、共事，想调她去重庆参加南方局军事组工作，李清和黎琳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黎琳若有所思地说：“要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就好了！”李清说：“我支持你去后方，我在延安等你回来。”

三天后，李清送黎琳去兵站。半路上，黎琳从李清手里夺过她的背包，说：“你的体质不如我强，以后你少开夜车啃书本，注意身体。”那天延河边风沙滚滚，无论是李清还是黎琳，根本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更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几十年后，李清回忆起送黎琳的那一幕，仍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黎琳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

叁 等待，煎熬的等待，一等就是45年

张露萍被捕前，曾被不了解情况的抗大校友看见在重庆挽着国民党军官张蔚林同行，而在延安出现过“黎琳叛变了”的讹传。这个惊雷般的消息极大地震撼了李清，使他多少个长夜不能成眠！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那位同学描述的黎琳和他心目中她那纯真、刚强的形象吻合起来。李清怎么也不相信爱妻会叛变。因为他知道：黎琳追求光明，曾几次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逃出父亲的追查奔赴延安。在延安，黎琳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的，浑身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她曾在学员队集会时指挥大家唱宣传抗日的歌曲《干一场》，于是人们就管这个大方活泼、开朗泼辣的小女兵叫“干一场”。这样一个自愿舍弃优越生活、向往解放的人怎么可能背离理想呢！李清只能怀着十分痛苦的疑虑，等待组织上有一天能告诉他真相。

等待，煎熬的等待，一等就是45年！从延安到重庆、直到在息烽监狱行刑前，黎琳一直是李清心中无法放下的一个挂念。每当被思念和等待折磨得几乎窒息时，李清就默默地拿出用手帕包着的糖果——那是黎琳到重庆一年半以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小包他爱吃的水果糖。交给他的同志只说是黎琳从重庆托人辗转交给他带到延安来的，李清解开包糖的手绢没找见她一个字！但他明白黎琳是用她的手绢告诉李清她平安无事，又用糖告诉李清她无时不在惦记着他，而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不允许她写给李清只言片语！他一颗一颗地来回数着糖，捧起来闻一闻，仿佛听见黎琳说：“等着我，我完成任务了就回来。”

由于张露萍被捕后，组织上未能了解到她的具体去向，负责跟她单线联系的组织领导人不久又调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张露萍便失去了与中央的一切联系。解放后清理烈士名录时，她被当成“国民党军统人员”划入了敌特队伍。“文化大革命”后，中央对被捕人员重新进行复查。直到1983年，经过多方调查和艰苦努力，张露萍被评为国家一级英烈。也是在这一年，李清才知道了张露萍就是黎琳；知道了黎琳在遭受极其残酷的刑讯中，在长达5年监禁的非人磨难中，在残杀她的刑场上，表现得那么坚强、刚烈！

1985年春，李清在亲友们的扶持下，专程从北京前往贵州的烈士陵园扫墓。自延安跟爱妻黎琳离别后李清第一次站在她的面前！尽管隔着一层厚厚的黄土，他还是用一篇悼词把他心中积存了45年的话向她倾诉了。他在敬献的花篮素绢上写有一首挽诗：“苍山埋忠骨，正气撼山川。梦随孤坟绕，犹忆延水边。”

肆 后悔婉拒周恩来的挽留，解放后见到总理很不好意思

1946年，李清在宣化店养伤期间，适逢周恩来同志前来调处中原战争。周恩来同志对宋平提出：“需要几个人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帮助工作，你推荐一下，人员要尽快到位。”宋平和李清是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他对李清非常了解，知道他系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懂得我党关于革命战争的政策和策略，工作适应性好，进入角色快，于是首先推荐了他。很快，组织上找李清谈话，通知他调往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

由于任务紧急，在谈话的第二天，李清就出发前往南京报到。在这个代表团里，他与龚澎、廖承志、经普椿、乔冠华等同志合作共事，紧张而愉快。周恩来同志心非常细，对部下特别关心，即使在纷繁复杂的调处工作中，也专门抽时间找李清了解工作和思想情况，问他在代表团的工作适不适应，今后有什么打算，希望李清能在代表团留下来。周恩来同志和蔼可亲，就像拉家常一样，李清毫无顾忌地倾诉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做好南京的调处工作需要高水平的人，对外发表新闻讲话不仅外语娴熟，还要具备许多领域的知识，而自己没专门学过外语，其他方面的知识也不够，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愿意回延安继续学习。就这样李清婉言谢绝了周恩来同志的挽留，不久便撤回延安。

过后，李清常为这件事后悔，直到晚年他还多次遗憾地说：“周恩来同志这么关心我、挽留我，我还非要走，真不该哟! 解放以后我到了交通部，有时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总理，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总理的记性特别好，有时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总理真是尊重别人的意愿，待人特别的温厚宽容。”

伍 人称升官不发财的“老十级”

1952年春，李清调到交通部后，一直在交通系统工作。解放初期，为了改善国内水运行业状况，他请苏联专家传授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运输技术，在长江上搞“一列式拖带”实验。刚开始运用这项技术并不顺利，拖船总是弄不好就撞，搞了多少次总是不过关，苏联专家罗曼诺夫摇摇头、耸耸肩，用带着卷舌音的汉话说：“船-忒-重!”李清在与我国技术人员和船工的交流中，摸清了底数，再与苏联专家具体磋商解决办法，大胆探索“顶、推”等专业技术，终于成功地开拓了内河运输的新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水上运输效率。中央非常重视这件内河运输的大事，专门搞了摄影照片和纪录影片。苏联专家高兴地一手拍着李清的肩膀，一手举着军用的大搪瓷缸子说：“能喝酒啦！”一连喝了四大缸子。李清不胜酒力，他儒雅地微笑着陪客抿酒，苏联专家不依不饶地追问：“红军都是能喝酒的，你是老干部，怎么会不能喝酒哇？”

1957年，交通部要调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去武汉海运工程学院领导工作。可是，“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范围局限性大，符合条件的人不多；况且，谁愿意离开北京去外地赴任呢？李清毫不犹豫地去了。这个学院名不副实，校园很小像个中专。李清到任后，许多事情等着他办，他觉得顶顶重要的是选址建校，建设一所全新的大学。李清跑遍了城里城外，把校址选定在空间较大的郊区。他带头开荒辟地，大兴土木，还让夫人赵若兰带动家属们参加义务劳动。学校建成后，针对“三材”缺乏的实际情况，他跟教职员工说：“缺人才不能等着国家派，缺教材不能等着外校给，缺器材不能等着资金买，咱们要自己多想办法。”比如，李清把本院校优秀毕业生送到北京、上海全国最好的大学去培训，受训回来的同志都成了院校的骨干。有了建校办学人才，就不愁教材，就有更多的途径解决器材紧缺的问题。几年后，外省市的大学来校参观，由衷地赞美：“这所学校可真大，设施齐全哪！”

在武汉工作期间，李清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不让夫人跟他在一块儿工作，说她的工作由组织部安排。赵若兰先到离家挺远的一家企业上班，后来组织上考虑她带着孩子上班太远，又将她调到国棉二厂，这里与李清的办公地点只隔一条马路。李清上下班坐车走 ，其实夫人搭车也不浪费什么，但他从来不叫夫人搭车，说车是公家派给我工作用的，你是你，我是我。赵若兰回忆起这些往事，用这样几句话作了结束：“反正我的事他一概不管。这倒好，锻炼了我走路的本事，到晚年了还是比较能走路。”

在交通部，李清除了公路局、计划处、财务司之外，几乎转遍了各个业务职能局，他深入基层考察，亲力亲为，尽管创造了我国交通运输史上若干个“第一”，却28年一直当局长。好朋友调侃他“领导重视你，器重你，就是不重用你”，听到这话，李清心里很平静，淡然一笑而过。他的工资几十年没调整过，还是解放初期供给制改薪金制时定的标准。当时，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像李清1951年任长沙市委副书记这种职务的，工资完全可以定为行政九级，而他自报自定的是十级，自觉地放低了一级。在国务院六办工作期间有机会工资上调一级，他却主动让给了别人。直到1982年，他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职务升了，官当大了，工资却没有变，依然是行政十级，而与他资历相当的一般是九级也有八级的。因而，他被交通部机关的同志们戏称为“老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