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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两座桥,见证一个国家的跨越
[ 作者:完颜文豪    转贴自:新华每日电讯    点击数:527    更新时间:2020-06-24    文章录入:admin ]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的“战队”,正是在61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家队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2600余座大桥,总里程2000余公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队伍,早已走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非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起一座座大桥

 

 

两座大桥建造现场的新旧照片,记录着我国桥梁建造技术、装备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依靠外援到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巨变。

1024日,全长55公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个横跨伶仃洋海域,将香港、澳门和珠海连为一体的“超级工程”,从开工那一刻起,就连续创造“世界之最”,其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高,工程规模之大,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的“战队”,正是在61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家队。

61年前的1015日,在5万武汉市民的见证下,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如今我国依靠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建成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跨越大江大海的两座大桥,见证着我国桥梁建设从技术落后、依靠外国援助到技术领先、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历史巨变。

 

“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

 

今年89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南岸边,一节重近500吨的钢箱梁被从江面平稳吊起,与已架设梁段精准匹配后临时连接,标志着武汉长江上的第十一座大桥的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包括在建的长江大桥总量就达138座。

不过,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在长江上修桥,曾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到了中国近代,不少仁人志士为大桥建设设想、勘测,却只停留在一纸蓝图上。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的长江大桥梦,终于从蓝图走进了现实。

19559月,23岁的刘长元,刚从长沙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领取了毕业证书,就背上行囊,来到武汉长江边的一座茶楼。不远处的江面,一项全国性的重大工程正在施工建设中。

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指示铁道部,筹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经过一系列研究、设计、鉴定,3年后,武汉大桥工程局(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成立,决定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建设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这座设计为八墩九孔、三孔一联的桥梁,从4号桥墩以北的工程,由汉阳岸边的第一桥梁处建设(以下简称一桥处),从5号桥墩以南,归武昌岸边的第二桥梁处(以下简称二桥处)负责。

武昌一侧较为繁华,岸边众多茶楼旅馆,为了建桥,改成了技术人员宿舍。到二桥处报到的第一天,刘长元领了两条凳子、一大块铺板、两个灯泡、一把锁两把钥匙,用凳子支起铺板当作床,装上灯泡,就在茶楼安了家,“比现在农民工生活条件差远了”。

风华正茂的年纪,一大批土木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刚走出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等院校的校门,就跟刘长元一样,奔赴长江两岸,住进了茶楼旅馆。此前,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等25位苏联专家带着家眷,已经住进了汉阳凤凰山上的小楼房。从多个单位抽调来的33名工程师,来自湖南株洲的机电工、山东的铆钉工、东北的装吊工等技术人员,1408名复员转业军人,来自各地的铁道兵,陆陆续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建桥队伍。

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庞大工程,终于开工建设。

今年初,在汉阳区一栋高层住宅楼里,86岁的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回忆起没有大桥的年代里,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被长江天险阻隔,南下的人们坐火车到了汉口江岸,就下车换乘轮渡,到江对面的武昌徐家棚车站等着。行李留在火车上,随空车皮和车头分批装上渡船,上岸后,人们再走进车厢。

这种奇特的场景,被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每遇恶劣天气,江面轮渡就停航,一涨水,长江封航,武汉三镇就断开了。

 

送别“百岁老人”,迎接“新生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连一个像样的桥梁建设机构都没有。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建设长江大桥,其难度和挑战前所未有。

19535月,我国尚缺乏建设特大桥的经验,所以请苏联帮忙鉴定把关,此后28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武汉,参与到大桥的建设中。

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和积累建设大桥经验,同年11月,长江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水铁路桥动工兴建,次年汉水公路桥也正式施工,两项工程分别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完成。

然而,1954年,工程局在对长江河槽进行大规模勘探后发现,水文地质情况异常复杂,世界上流行的桥墩基础施工方法,在长江大桥建设中无法采用。

那正是我国专家提出、苏联专家鉴定委员会通过的方法——在世界桥梁史上运用了近100年的气压沉箱法。

一生专注于桥梁建设事业的刘长元,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在太空舱内穿梭的情景,总觉得“蛮熟悉的”,他总会想到当年的气压沉箱法。

“这种方法,要先将一个大沉箱沉入江底,工人在箱内一个舱,另一个舱依照下沉深度注气加压,气压与刃脚处地下水压力平衡后舱门打开,工人下到江底在无水环境下直接施工。”

这种方法,在长江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采用这种施工方法水深极限是35米,长江汛期长,每年有八九个月水深大大超过这个极限;下沉到30米时,对工人健康威胁很大,当时缺乏专门的医疗设备保证施工;需要工人潜入数十米深的江底,开凿6400多立方米的岩石,其困难和艰巨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没有先例;有一个桥墩的地质层,含有硫化物,沉箱工作室内会产生亚硫酸毒气。

刘长元至今仍觉得,西林对武汉大桥的建成有着创造性的贡献。老方法不能用,在所有人对桥墩施工一筹莫展之际,这位苏联专家,想起了年轻时的煤矿工作经历,大胆地提出了把煤矿上钻孔的技术,应用到桥墩基础建设中。

西林首创的管柱钻孔法,要把一批预制好的、直径1.55米的钢筋混凝土管柱,依靠机械的威力打入江底,再在管柱内向岩层钻孔、灌注混凝土,让它们在江底岩石里牢牢地生根,然后浇灌混凝土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桥墩就从这个基础上筑出水面。

“气压沉箱是‘百岁老人’,关于它有上百种书;管柱结构、管柱钻孔法是‘新生的婴儿’,还没有一本书。”西林的这番话,被桥梁史专家余启新写进了有关长江大桥的书中。

1955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长达6个月的试验,最终验证了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在中国后来的桥梁建设中被广泛运用,让流行了一百年的老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60多年后的今天,大桥桥墩建造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制造技术,曾经的“新生儿”也变成了“老人”,已经退出了建桥的历史舞台。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这种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我国后来自主设计、建造大桥埋下了一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变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桥梁建设者,不断突破新的技术难题,创造一个个桥梁史上的“世界之最”。

 

蚂蚁啃骨头,自制新机械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风急浪大的海面上,一台台先进庞大的机械设备屹立着,推动大桥工程向远处延伸。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起重船“振华30”,具备单臂固定起吊12000吨、单臂全回转起吊7000吨的能力。我国自主研发的“天一号”3000吨运架一体船、“小天鹅”号2500吨运架一体船、“大桥海天”系列混凝土工作船等先进施工设备,成为“海上建桥利器”。大桥建设者从零开始研究攻关,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外海沉管隧道的施工安装。这些我国自主研发的桥梁建设技术和机械设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当时间倒回至上世纪50年代,年轻的新中国只得在苏联的专家与技术援助下,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那个年代,我国连一块制造机械的大型钢锭还无法生产,一台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也只能向苏联购买。

1955年,新方法试验成功后,1号桥墩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建桥工人,用一大块铁皮、钢板,在水中围成一个船体,四边抛锚固定,中间留出桥墩的空间,就建成了一个钢围囹。

刘长元描述,为了赶在枯水期建好桥墩,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8小时一个班,每天三班倒不停工,晚上的江面灯火辉煌,蓝色工作装在钢围囹上晃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很快,第一个难关出现了。如何把一个三人合抱的钢筋混凝土大型管柱,穿过相当于四五层楼高的泥砂,平稳地落在江底岩盘上,伤透了建桥队伍的脑筋。

为了使管柱下沉,他们在管柱外用水冲泥砂,在管柱内吸走泥砂,再加上一个26吨重的混凝土锤来打,看似可行了,管柱却始终“倔强”地不愿下沉。

2018124日上午,武汉下起了小雨,冰凉的雨滴夹杂着雪晶,敲打着长江边上的一栋老楼。四层的一间老屋里,一台小电暖扇不停地摇摆着脑袋,96岁的钱学新,颤颤巍巍地找出一本厚厚的相册。

比扑克牌略小的黑白老照片,紧凑地挤在一张张硬纸板上。老人一手托着相册,一手指着照片里的齿轮、钢铁吊臂、打桩机,向记者讲述60多年前,那一代建设者如何用这些钢铁机械,在水深浪大的长江上建起8个巨大的桥墩,架起一条钢铁桥梁。

1946年,钱学新从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后,到广州铁路局工作,7年后随着大桥局的成立,被调来参与大桥建设。

由于缺乏建设大桥的机械设备,大桥局只能自行设计、研究、制造。钱学新与同事们,在汉阳一处报废造船厂里,建起了一个小的机械制造车间。

锤打管柱的方法走了死胡同,中国就从苏联引进一个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后来又买来一个30吨震动力的,但是桥墩的建造需要的震动力高达90吨。

这么大的机械,中国没有,苏联也没有。钱学新和同事们,就依照苏联提供的图纸,根据小型的打桩机模拟放大,着手研制一台90吨震动力的打桩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整个国家还没有大型的钢锭,他们就从战后废弃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里捡废料,“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将大块钢材切割成机械设备需要的形状。”在制造车间,靠找来的能工巧匠,用日本战后赔偿的几台普通的车床、刨床,把小块钢材加工成齿轮、钢板、偏心块等机械零件。

第一台90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终于制造成功了。当时的报纸描述,这部威力强大的打桩机,放在管柱顶端开动起来时,一个巨大的管柱如同铁钉扎豆腐一样,迅速地下沉到岩盘。

到了1955年底,用新方法、大威力打桩机建成的12号桥墩,已耸立在江心水面上。

后来,钱学新又参与制造出两台单台震动力达到155吨的打桩机,两台合并起来作业,大型钻机、射水机、抓泥机、吸泥机等机械设备,也从简易的车间里被制造出来,建桥墩的难题迎刃而解,一个又一个桥墩钻出江面。

今天,中国大桥建设的技术水平和大型设备,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和建造的大型设备,已跟随桥梁建设者的脚步,迈过峻岭险滩,穿越百川千湖,跨过海峡深沟。在世界排名前十的跨海大桥、斜拉桥、悬索桥中,中国都已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数量。世界桥梁界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看中国。

 

一座桥与一座城的故事

 

相比武昌那边的热闹繁华,江对面的汉阳,赵煜澄所在的一桥处要荒凉得多。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施工设计组织设计小组组长的赵煜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汉阳,“老百姓少得很,很多地方都是坟墓。”

那个年代的工人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热火朝天地为大桥建设奉献着力量。“冬天江里风大,又冷,工人们穿着棉袄,就用个带子腰间一系,能够挡点风。”今年89岁的赵煜澄老人回忆道。

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住着工棚,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混杂着各地的方言,因为属于铁道系统,就慢慢形成了大桥工人中特有的“铁话”。后来一部分人留在了武汉,工棚变成了汉阳江边的居民楼,从此出现一个叫“建桥新村”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居民说着不是湖北方言、又不标准普通话的“铁话”。

1955年的国庆节,放了三天假,赵煜澄加了两天班,剩下一天,办了场婚礼。那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婚礼,“晚上找来几个朋友,在汉阳借了同事一间宿舍,一起吃点花生米、糖果,就完了,没什么仪式。”

大桥建设时,机械化水平还不太高,不少工期需要大量的人力,武汉市每个区每个街道的老百姓,就自带干粮,轮流跑到工地上,用原始的人挑肩扛的方式,参加抬沙子、卸水泥的义务劳动。

不只是武汉,为支援大桥建设,全国24个大城市,包括48个大型工厂企业都曾为其出过力。

江城武汉,曾经举全城之力建设一座桥,在此后几十年间不断续写着城市与桥的故事。如今的武汉市,形成了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工程施工、装备研发、材料研制、监理与咨询等桥梁建设的完整产业链。

这座城市的建桥企业,设计勘测、施工、监理了近百座长江大桥,长江干流138座大桥,八成为武汉企业建造。去年的中国国际桥梁博览会在武汉举办,中国(武汉)国际桥梁科技论坛,已变成桥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之一。作为新中国桥梁建设的发源地,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建桥之都”。

大桥的建设紧张又紧凑,一个桥墩还没建成,另一个桥墩已经开工,8个桥墩刚建好,大桥钢梁就已经准备就绪。

195677日,“哒哒哒”的铆钉枪的声音,第一次响在长江的上空,大桥钢梁开始安装架设。当时的焊接技术还很落后,专家提出用铆钉衔接钢梁,这种方法对技术有着堪称严苛的要求:铆钉之间的距离不能有1毫米的差错,铆钉与钉孔的空隙要在零点几毫米之内。

赵煜澄回忆,钉孔直径是26毫米,铆钉应该是25.7毫米,铆钉要在焦炭炉里烧到800度,工人用钳子夹起来甩过去,铆钉枪从两侧哒哒哒地固定铆钉。

铆钉装了1万多颗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铆钉和钉孔之间有空档,最大的有2毫米,“万一松了,这个桥就躺掉了。”

大桥局紧急决定,一万多颗铆钉,全部捅掉作废。停工一个月的时间,中苏两国专家,反复讨论、试验,最后把原来的半圆头普通铆钉,改成高头锥体铆钉,再安装发现铆孔基本都能填满,有的只差0.4毫米,达到了工程标准。

长江上空又响起了密集的“哒哒哒”的声音。一条“钢铁长虹”渐渐在江面上展露雄姿。

一座桥的建成,为我国培养了一代桥梁建设人才。从大桥局成立开始,不到五年时间,各项工程培养出90名工程师、153名技术员、9名技师以及1634名技术工人。1408名转业军人,已经成为各种技术工人、技术领导人和管理干部,3年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几乎全部成长为工程师,每个都能在桥梁建设中独当一面。

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竣工,数以千计的桥梁建设者,陆续奔赴全国许多大小江河,参与修建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重庆嘉陵江公路桥、南京长江大桥……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桥梁建设者在江河、山谷之间架起一座座大跨度桥梁,中国人建桥的智慧和力量也在走向海洋。2005年,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建成通车,此后相继建成杭州湾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泉州跨海大桥等多个跨海大桥工程。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毛泽东主席曾数次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19565月底,63岁的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61日、3日和4日三次横渡长江,在第二次横渡长江时穿过施工中的大桥。

此后,他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诗中的“一桥”,正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大桥的美术设计方案,在建设初期,便向全国征集。已故著名桥梁设计专家、桥梁美学家和桥梁史专家唐寰澄,当时在大桥局总体设计组工作。1954年,28岁的他,也提交了一份桥头堡的设计方案。

据唐寰澄长子唐浩介绍,父亲年轻时会弹琵琶,喜欢中国画、水彩画,对古典建筑、古代桥梁很痴迷,1953年在故宫看到首次公开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就被“汴河虹桥”深深吸引住了。

在设计中,唐寰澄借鉴清代黄鹤楼的“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运用大镂空长窗以及莲花宝座,联想到西方教堂的圆形穹顶,将东西方元素、中国古典传统融合到现代桥梁设计中。

在入选的25个桥头堡设计方案中,他的设计排名第25位,在一大批城堡、高塔中,被评为三等奖。所有方案在中南海怀仁堂展出,周恩来总理选中的方案,正是唐寰澄的第25号。“当时国家讲究节省造价,我的方案造价是最低的,也很美观。”他后来回忆说。

195754日,大桥钢梁顺利合龙。同年1015日,5万名武汉市民涌上长江大桥,见证大桥落成通车典礼,“万里长江第一桥”就此诞生。

通车那天,赵煜澄和几位建桥先进工人干部,坐在头三辆敞篷车里。火车司机殷海林,驾驶着有史以来第一列从北京开往南方边境的直达旅客快车,通过长江。79岁的何香凝坐着轮椅,参观了大桥。

那两年,在建桥新村,有25个叫“建桥”的新生婴儿,还有15个“汉桥”,9个“建成”,以“桥”起名,成为了年轻父母赶时髦的事情。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2600余座大桥,总里程2000余公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队伍,早已走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非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起一座座大桥。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曾说,“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几乎没有中国人不能造的桥”。回首我国半个多世纪的桥梁建设史,从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再到如今自主建造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中国的建桥史,折射出中华民族从依靠外国援助走向独立自主的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国工程建设从“零”的突破到走向世界之巅的宏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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