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同年。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以年家子的身份一早就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制举文，彼此谊同师徒。22岁中举人，25岁殿试二甲第三十九名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李鸿章的仕途一开始就平坦如砥。他曾说：“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这种待遇唯封疆大吏才有，李鸿章立此宏愿，起初被人视为“大言欺世”，他一笑置之。有志者事竟成，被人低估反增趣味。

咸丰三年春，李鸿章应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之邀，入其幕府，参赞戎机，成功地实现了书生领兵的角色转型。同年十月，曾国藩致书江忠源，特意向他推荐了李鸿章，赞为“大有用之才”，看得极准。六年后，李鸿章前往江西拜访曾国藩，住了一个月，始终不见恩师有何差遣，于是他委托同年陈鼐去探“河风”。曾国藩对陈鼐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怕像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濑所能容纳的。”陈鼐回答道：“少荃多经磨折，已经远不是前些年那样意气用事了，老师何不试试他的身手？”曾国藩欣然同意。此后李鸿章成为了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幕僚，充任首席文案。曾国藩和胡林翼均激赏李鸿章的堂堂仪表和槃槃才干，一致认定他是一员顶呱呱的帅才，必定能建立奇勋，匡救乱世。

高起点，强身段，好平台，一个人要获得巨大的成功，拥有这些优越的外部条件，实属福大命好。李鸿章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但他在迈向成功的路上也并非全无波折。

咸丰十年八月下旬，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从帅府发出的坚守之令，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即溃，徽州易手，他却拍屁股一走了之。曾国藩“恼怒殊甚”，深恶而痛绝。湘军大本营受困于安徽祁门，形势孤危，曾国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到这种窝囊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震怒之余，曾国藩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眼下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战败失利的将领，大本营应该特加原宥，不宜重惩严劾。师徒二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李鸿章毅然辞职而去，曾国藩正在气头上，撂下硬梆梆的四个字：“听君之便！”咸丰十一年春夏之交，曾国藩将大本营移至东流，他听从郭嵩焘的劝解，写信给李鸿章，“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听到老师的召唤，二话不说，欣然应命。六月初六日，李鸿章乘船从江西来，抵达东流湘军大营，师生重逢的第一天，就畅谈到夜间二更末。当晚，曾国藩的情绪过于兴奋，居然有点轻度失眠。

同治元年，曾国藩第二次劾罢重获起用的李元度，御史追论前罪，左宗棠也表态赞同，因此李元度受到极重的处分。李鸿章对老友依旧不离不弃，为此再施援手，联合江西巡抚沈葆桢合奏，为李元度缓颊乞恩，这才使后者以革职了事。李鸿章重袍泽之谊，于大是大非不苟同，甚至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程度，实属不易。曾国藩素来目光犀利，心胸开阔，别具鉴人识人的智慧，对李鸿章的优点看得分明，心底也是暗暗激赏的。后来，李鸿章为留用部将黄翼升，再次与曾国藩频繁拉锯，他持理而自信，就是在恩师面前，也不肯退让半步，所幸曾老师度量如海大，心下倒也没存丝毫芥蒂。

不少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谈龙刻凤，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临到大是大非，只有李鸿章敢押上个人前程的大赌注去跟恩师据理力争，曾国藩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刚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