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的存在与人格的界定，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而财产与人格的关联，更是贯穿中西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早已深入人心，他将人的理性思维当作确认自身存在的核心依据，认为人先有清醒的意识与思考能力，才算真正的“人”。这种视角聚焦于人的精神层面，却忽略了现实物质生活对人的根本支撑。

到了洛克这里，对人的存在与人格的界定落到了财产层面。在《政府论》（下篇）中，他明确提出：“凡是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加入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洛克认为，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拥有天然的所有权，通过劳动将自然物据为己有，财产便成为人格的延伸，也是人在现实中确立自身存在的重要基础。

黑格尔则进一步强化了财产与人格、理性的关联，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写道：“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在他看来，财产并非单纯满足生活所需的物品，而是人将抽象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载体，人只有拥有财产，才能让自身的理性落地，拥有完整的人格。

这种“有财产才算有人格”的逻辑，在私有制时代有着普遍的共鸣，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也不谋而合。孟子与梁惠王对话时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这里的“恒产”并非“长产”，而是“常产”——即稳定、持久的财产，朱熹也曾将“恒产”释为“常产”，凸显其对人稳定生活与人格的支撑意义。中国古代对“民”与“氓”的界定也循此逻辑：有常产、有固定生活根基的是“民”，而无常产、四处迁徙的则是“氓”，无财产者的人格似乎也随之失去了稳定的依托。孟子、朱熹、洛克、黑格尔等，虽身处不同文明与时代，却在“财产塑造人格”这一认知上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考，彻底打破了这种以私有财产定义人格的固有逻辑，实现了根本性的思想反转与升华。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首先是拥有肉体组织的现实存在，这是一切的基础。无产者的核心特征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整个上层建筑从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获得解放，以社会主人的身份建立公有制，实现“财产公有”的前提下的真正平等。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格的高低、人的存在价值，从来不该由私有财产的有无、多少来定义。无产者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力量，承载着人的解放的使命，他们将在公有财产的基础上，摆脱异化，实现完整的人格与真正的自由，成为全面发展的“解放了的人”。

从笛卡尔的以思维定存在，到孟子、朱熹、洛克、黑格尔等的以私有财产定人格，再到马克思回归人的本质、以公有财产为未来指向界定存在与人格，这一思想脉络的演变，不仅是对“人为何为人”的不断探索，更让我们看清：私有财产从来都不是人格的前提，更不是人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人的概念要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来定义，终究要回归到人本身，而未来社会的公有财产体系，将为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格完整提供真正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