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先生辞世，享年85岁，带着他曾经有过的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政协常委等头衔，以及“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等称誉，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其追悼会上，钱正英、徐匡迪、陈雷等亲往吊唁，官方传媒报道有称其去世是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终难掩其因与三峡、水电等相关联而生的争议。

我与潘家铮先生无一面之缘，他是水电工程方面的专家，我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而同时又是为数不多的既非工程技术专家，也非环境生态专家，而参与过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环境评估的人（我参与过紫坪铺、怒江、红水河龙滩、瓯江滩坑等4个水电工程的评估），此外，我还参与过三峡移民调查，参与过作为水利部项目子课题的“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因而对与潘家铮先生工作相关的水电工程等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表现有着多年的关注，对潘家铮其人，及其可能代表或显现的那一切，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思考。

钱正英曾说：潘家铮先生“是新中国水电人才成长的缩影”，因此，他的经历，及通过他表现出的一切，“有历史的必然性”。

对三峡工程，中国有着诸多的美誉，但无论怎样，对三峡工程可能因非战争或战争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问题，对文物和文化传承的破坏问题，甚至是对防洪的作用到底如何的问题，人们仍质疑不断，而对强制移民的权利和生计问题，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对决策的程序和更多相关联的制度设置问题，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必须给出明确回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潘家铮先生晚年及潘家铮先生辞世之后，水电正在并将会更加努力地抢时间，以使更多的工程在必须回答前述问题及新的法律制度设置之前，成为已经完工或较难停建的“既成事实”，这些年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叫停的违法未经环评即先动工的水电工程，以及国家主流传媒央视对“建在地质断裂带上的水电站”、“揭开‘跑马圈水’背后的秘密”等的持续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当多的人知道作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后的潘家铮先生坚决主张修建三峡工程，潘家铮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是“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的人。后来，作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潘家铮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应、抨击异议，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家铮先生在此间所著《三峡梦》中写过自己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潘家铮先生曾说：在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之前，自己对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以及“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等”，也“忧心忡忡”，而在其后，经3年时间的论证，就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发现自己原来担忧的问题均已迎刃而解”。但潘家铮先生直至去世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给出明了的和使世人能够信服的解答。

据传，潘家铮先生曾说三峡工程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他相信将来子孙后代自然有办法、有能力去解决。而我认为当一种技术的采用，一项决策的实施会产生难以逆转或不可逆转的后果时，人类必须谨慎；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人类能够“征服”、“战胜”自然，是工业革命后一种“科学的狂妄”的表现，今天，人类正在自食其果。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列出水坝“20罪状”——1，淹没大量土地、树林；2，动迁居民（侵犯人权）；3，影响陆生和水生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4，水库表面蒸发损失；5，水库内泥沙淤积；5，影响景观和旅游点；7，诱发地震；8，引起库岸滑坡；9，淹没文物、古迹；10，影响人群身体健康（孳生蚊蝇害虫）；11，影响局部地区气候；12，恶化水质、改变水温；13，影响渔业；14，下游河道发生冲刷，河口海岸侵蚀；15，清水下泻，减少游水中肥分；16，引起下游农田盐碱化；17，引起下游农田潜育化、沼泽化；18，施工弃渣、废水引起污染；19，妨害通航；20，垮坝风险。

在列出水坝“20罪状”后，潘家铮先生的结论是：还要建坝，不能“因噎废食”，要建高坝、大坝。——理由是上世纪60年代逐渐关注水坝的安全、水坝的老化和水坝对环境的影响，以致使潘家铮先生能够列出前述水坝“罪状”，并为坝工建设设置更严格评估制度、决策制衡机制，甚至提出“反坝”主张的，主要出自西方；“反坝势力的活动”，虽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坝工建设明显萎缩”，但“主要矛头是指向发展中的国家的”。在潘家铮先生看来，不能受“西方”影响，水电发展是“国家富强”的需要。

不区分因建坝而获利的人和利益受损的人，不区分主张经济增长或发展中生态、文物被破坏、环境被污染是难免的、主张“保护要服从发展的需要”的人和主张必须尽一切力量限制对生态及文物、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的人，只区分中国和西方（或表述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把基于对人类在工业化以来发展中问题的反思而提出的高坝弊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保护人权，都看作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潘家铮先生语）的说法，其实只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表现。一方面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潮流，一方面骨子里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又不断表现出来，这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特有景象。

“中国要发展，发展需要能源”，水电系统以此回应各种批评、指责。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水电的数额是根据“翻番”的要求推算出来的。“电荒”与中央监控的主要产业大多产能过剩并存，与浪费和使用不当并存，与中国等量能耗对GDP贡献远低于一些国家并存。所谓的“发展”——高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和财税收入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日低、国民的收入差距日大并存，与环境-生态恶化、能源安全渐成问题并存。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与执政党早就提出、未能做实的“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和“建设生态文明”相悖离的。

我们不能在人类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后，借口“你们已经修了那么多坝，我们还没有修够，你们已经污染过了，我们还没污染够呢”，去继续做对人类有害的事。更何况水电系统所言的“发展”包含了巨大的部门利益。

潘家铮先生和他所处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人只分两类，非敌即我，因此，潘家铮先生自认为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由此，他就代表“中国人民”宣称：“决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将进一步开展世无前例和史无前例的宏伟的水利建设”，将在21世纪“修建更多更伟大的高坝大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水电大国”。潘家铮先生所言正在成为现实，但这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是福是祸呢？

潘家铮先生不同于水电方面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著述中讲述了由水坝而带来的灾害——1960年，三门峡工程蓄水后泥沙淤积、25万亩农田被淹、5000人被水围困；1975年，板桥和石漫滩水坝溃决2.6万人遇难（一说为8万余人遇难，一说20余万人遇难）。潘家铮先生认为以现在技术能力，这些不再会发生了。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专家，他像中国的多数技术专家一样，“科技”不分，相信有资金支撑的技术发展力量是无穷的。但实际上，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的、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始终处于过程之中。而技术则是建立在一定时段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践行，技术可以使自然界带来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始料不及的危害就越大。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关注，对科学家、技术专家的伦理要求的提出，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法律限制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正源于此。更何况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多的人“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的时代。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还讲述了他亲历的移民情状——他去了新安江水库蓄水前的库区，“那里简直像面临大瘟疫或大战役的前夕，遍地狼藉，一片混乱和凄凉”，潘家铮先生说：“我们确实对不起移民”。今天，移民安置的经费大大地增加了，但移民问题真的解决好了吗？

潘家铮先生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问题是反对者的声音没有通达决策者、通达国民的制度性保障。反对者承受不当的巨大压力，尚在其次，而言路不通，则常使潘家铮先生所说的“反对者”（或只是不同意见持有者）的“贡献”无从产生。在决策可能为利益相关者左右或可能因认知错误而致失当时，需要两种制度：一是保证决策是在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之后做出，二是保证决策时能够协调、衡平不同利益。这两种制度，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三峡工程是至今唯一一个交全国人大表决的水电工程（出席代表2633人，1767人赞成，177人反对，664人弃权，25人未投票）。当时，有评论：“大型工程建设的民主决策，三峡工程首开其端”。20年过去，这个“端”后无续，至今再没有一个工程（包括那些比三峡更大的工程和争议颇多的工程）进入全国人大的“民主决策”。这使我们考虑到是否应该建立规定哪些工程必须交由人大表决和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举行公开的听证的制度。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报告，先后有两个，第一个结论是工程“弊大于利”，第二个则相反。

参与过整个论证的有403名专家，其中9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作为参加过国家重大工程评估和参与过立法和决策咨询的人，我的感受是：今天请你，你就是专家，明天不请，你就不是专家；在压力和说服之下，不签字是很难的。我曾建议：设立专家库，听取专家意见时，采取以专家类别随机抽选和异议优先相结合的办法；改变在拟好的稿上签字的做法，每个专家都必须自己写出自己的意见，所有参与决策或者参与决策咨询的专家姓名和他们给出的意见一律向社会公开；专家要有伦理底限，专家因利益或认知错误而支持了不当决策，固可不像官员那样被问责、惩处，但也应承担名誉上的责任。

在决策中要有制度保障，使不同主张能够针锋相对、充分地论争辩驳，对决策不采纳的主张及不采信的证据，决策者要给出不采纳和不采信的理由；对不同利益，要能够协调、衡平，这样，社会才能趋于和谐，发展才能持续，人类才不会自取灭亡。

近些年来，常在有人逝去时，人们会感叹“世上再无某人”！这昭示着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潘家铮先生的辞世，使我同样慨叹——“世上再无潘家铮”。潘家铮先生的心永远是不平静的，因为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而许多不及潘家铮先生的人是无须面对、思考的，因为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他们一心牟利，不计其他；他们早已为一种机制造就成为机会主义者，言行各异，里表不一，且应对自如。

最后，潘家铮先生称“三峡工程是一项优质工程、安全工程、争气工程”。优质、安全，须待时间检验，且不断加大成本，以“小正确”去改“大错误”，是多少会消解一些“大错误”的负面影响的。至于“争气”，则显现了时代的问题所在。“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像梦魇一样一生都压在潘家铮先生们的心上，“救亡”、“图强”，“科学发展”、“国家兴盛”遮掩下的争强斗胜，与人为敌心态，成为他们奋力以向的全部。60余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现今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自谓制度世界最优，经济排名第二，却时时担心不被别人看重、认可，在做出来的强硬下，不时显露出底气不足；天天说别人欺负自己、限制自己发展，却不检讨自己为什么至今未进入发达行列。

80余年前，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以“国家-社会本位”为自己政策法律的核心理念，80余年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以人为本”，而不是再以“国家”及其他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不是想方设法地使已经难以持续的发展勉强再发展下去，而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去探索另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发展，可否能开启潘家铮先生这一代人逐渐离去后的一个新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