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也不是越快越好。城市发展过快会带来很多恶果，例如环境污染、土地扩张、城中村、城乡割裂、户籍问题、基础设施跟不上等等。说到底，城市化应当是人的转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不光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更是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齐康

　　齐康落款的时候，会在名字下面画一只小舟，一只在海上漂着的小舟。他说，这是他的一生。或许，只有出生在他那个年代的人，才明白这种感觉：既有与世浮沉的无奈，又有沧桑阅尽的淡然。

“我总感到孤独”

　　齐康原名齐毓康，祖籍浙江天台，1931年10月28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齐家有兄弟姐妹6个，他是最小的，大姐、二姐都夭折了。在他的记忆中，大哥是受宠的，二哥是不被喜欢的，三姐是被溺爱的。他在三姐出生后的第二年来到这个世界，成了“多余的”。而他刚出生母亲就去乡下养病了，6岁之前，他们母子从未谋面。孩童时期的齐康很少感受到温暖，他敏感、孤僻，“我的童年现在回忆起来全是苦难，就算有快乐，也是零星的。”齐康的自传《建筑笔耕》，第一篇名为《爱哭的孩子》—

　　“有一年要拍合家欢，在庭院里我正和表姐争一个玻璃盒子，爸爸见到了，用皮鞋狠狠地踢了我，我痛得在地上打滚。在那张合家欢上，我站在当中，泪痕满面，手上还捏着那个玻璃盒子。”

　　70年后，齐康重新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如果再不进行反省，就难以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

　　在自传的前言中，齐康写道——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和我的祖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各种政治斗争曾让我身心疲惫。改革开放以来，我开始了在建筑事业上的努力奋斗，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也得到了社会认可，这是很欣慰的。”

　　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6岁的齐康跟着哥哥逃到老家天台避难。浙东山水的秀美与人民的苦难，给了幼时的他最强烈的刺激，这种感受也一直影响着他的审美和建筑创作。他最喜欢的画是米勒的《拾穗者》和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两幅作品都同时表现出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宗教般肃穆深远的美感。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无疑秉承着这种美学品格。

　　齐康在天台农村上完了小学。很难想象，这位科学院院士的小学数学只考到46分。当他兴冲冲地把成绩告诉大哥时，大哥把他狠揍了一顿，他才知道60分算及格。这个阶段对齐康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爱上了画画—

　　“一次画了张基督布道的临摹画，姨妈们看了都说好，我的兴致就更大，也更努力。在五年级上学期的图画比赛中，我得了第一，这是童年里最高兴的一天。画画成为我身心中最愉快的一件事，有时它能替代我的苦恼和孤寂。”

　　1942年，齐康跟二哥坐在一个轿子里开始了回宁的旅途。到达上海码头时，日本军人用皮鞭抽打着旅客，催促他们下船。人群中发出痛苦的呼叫，两个10岁出头的孩子更是惊恐万分，他们在皮鞭的“啪—啪—”声中，哭喊着“爸爸，爸爸！”齐康回忆起这一幕，说那是“亡国奴的地狱”。

　　回到南京，齐康住在金陵中学。由于身体不好，他在家自学了两年。父亲会教他一些古文，父亲的朋友还会指点他绘画，金陵中学的音乐老师教他钢琴。“自学的初中，我看了大量的书。回首少年时期，书是我最宝贵的，我开始不再感到孤独。同样，我仍是执着地喜欢画，他表现了这个世界，也反映了这个世界。有一幅画让我迷恋，画的是一个人坐在海边沉思，那优美的姿态，那浩瀚的海洋，画出一个未知的世界，也画出了人类的沉思。”

　　研究土木工程的父亲见他钟爱绘画，就教他用比例尺。齐康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家里的每个房间、楼上楼下都测了个遍。很快，他看懂了父亲画的图，也知道了建筑图中的平面。对于建筑最初的热爱，由此生发。

　　齐康认为这两年对他影响颇深，让他学会了自主学习，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而少年时的孤独，让齐康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与自觉。

　　金陵中学当时被日本人改名叫同伦中学。1945年8月15日，所有驻地日本军人都站在操场上举行投降仪式，齐康见证了这一大事件。然而，赶走了日本人，南京被汪伪政权接管，还是不太平。后来，汪精卫死在日本被运回南京埋葬，他亲眼看到炮车拖着棺材到梅花山下葬。再后来，国民党又将墓地全部炸毁。几年后的一天，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二哥偷偷跑回家里，轻声地跟他说：“4月，南京就要解放了。”那一年，齐康18岁，他还不知道“解放”意味着什么。

　　战争的起灭，政权的更迭，历史一幕幕的兴衰，就这样在一个少年眼前搬演。如果说18岁前，齐康对世界是个“旁观者”，那么这之后，他是个热情的“参与者”。

“找到自己的位子”

　　1949年，18岁的齐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上军政大学直接参加革命，跟二哥走一条路；二是学医，像姐姐、姐夫一样；三是学建筑，继承父业。他偏爱建筑，加之当时考南京大学建筑系不用考他厌恶的化学，所以选择了第三条路。

　　齐康以第7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建筑系。当时的南大建筑系有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张镛森、刘光华等11位当代建筑史上的杰出人物任教。学生只有3届，大三是潘谷西等3人、大二6人、大一8人（录取时15人），师生总共20多人。齐康说，他们班是非常幸运的，得到诸位大师手把手地指点。当时他们3届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学习，老师指派高年级坐前面、低年级坐后面，这样低年级的学生走到座位时能看到高年级的作业。

　　大一的时候做测绘练习，测绘完成之后，杨廷宝要求学生在门柱内画一个1.6米~1.7米高的人。他告诉学生，显示门口的大小是以人为尺度的，这是建筑审美中的“以人为本”。至今，齐康仍以这种理念教育着学生。即使现代建筑的结构、空间跨度、材料色泽变了，但本体的精神依然存在。他坚持只有在人与建筑环境的比较中，才能获得整体的认知。

　　齐康在大三时第一次见到杨廷宝发脾气。他们班一个同学认为渲染太麻烦，干脆把背景涂黑。杨廷宝检查作业时大发雷霆：“你们这个班太不中用了，太不按规矩做作业，真没希望！”这个批评引起了全班的震动，大家一致表态要认真画好最后的“大建筑构图练习”。每个人都憋足了一股劲儿，好让老先生转变对他们的看法。为了画好这幅图，他们集体旷课，不去上微积分和物理。

　　当时，他们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学制也由4年缩短为3年。南京大学建筑系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国人办的建筑系，在49级这个共8个人的班级中，诞生出齐康、钟训正、戴复东3位院士，6位教授、博导。

　　对要求进步的青年学子来说，那三年中最重要的考验是抗美援朝。全班都报名参军，齐康的母亲赶来学校跟杨廷宝说：“齐康年纪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宜参军。”这件事成为全班的笑柄。后来，国家号召给前线战士捐物资，母亲特意买了一双袜子让他去捐，齐康觉得没有自己脚上的厚，就当即脱下自己的捐了出去。

　　20岁出头的齐康，就是这样赤诚、憨厚。

　　1952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毕业留校担任助教。白天他做党的工作，晚上和假期他就拼命地画图、备课。他认为只有业务上做到最好，才是合格的党员。而每次遇到“上山下乡”“下工地”之类的苦活儿，党委总是一致表决让齐康带队。对此，他从无怨言。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文革”中他成了最先被打倒的人。

　　就在一夜之间，贴出了40多张大字报，“打倒齐康”四个字铺满了校园。系里用作教学的石膏像成了“封资修”，统统被砸碎。齐康编的书也成了“反动教材”。“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作为陪斗100多次，被抄家7次，被造反派打到耳膜穿孔，至今仍有听力障碍。

　　说到这些，齐康抓起稀疏的白发说：“头发就是那个时候被揪坏的”。那年，齐康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在南京大学中大院扫了整整3年的厕所。让他寒心的是，往日的朋友成了陌路。他自问：“人为什么要这样？这真是人的本性？还是环境所迫？”

　　我问：“您恨他们吗？”

　　“不恨。”齐康回答得很爽快，他痛心的是“文革”十年，“我们失落的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一个人们正常的思维发展过程，一切都在人为的错误中进行。”

　　时隔50年，齐康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

　　“运动一来，总是人人自危，人就像飘在漩涡中的落叶，让你搞不清怎么回事，常常是一会儿漂浮在水面，一会儿又被水卷下去，有的就这样看不见了，消失在另一世界。这让我想起一个儿童游戏，"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唱着笑着围着一个人的凳子，当老师说停，大家就去抢那个空座位，总有一个找不到的，于是就让他站在哪儿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你必须很紧张地对待这个世界，生怕找不到自己的位子。”

　　在对于世界与人的认知和描摹上，齐康像个文学家。

　　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上，齐康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他的老师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开创者—刘敦桢、童寯、杨廷宝，与梁思成被喻为中国的“建筑四杰”，齐康直接受教于其中三位。所以，他除了要当好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之外，还要思考学科的建设问题，如何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从1952年留校算起，齐康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已经工作了61年。这期间有很多旁人看来很不错的调动机会，但齐康始终没有离开四牌楼2号—这个他最熟悉的地方。在他的生命轨迹中，建筑系不是一个驿站，却是整个征程。齐康在成就了学科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新时期开始之后，城市建设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阶段。齐康的建筑作品，特别是他的纪念性建筑，以其强烈的人文品格获得学界与社会的极高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优秀建筑创作十大作品中，他设计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3年-1985年）和“福建武夷山庄”（1982年-1983年）分获第2、3名。199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他又当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他以最高票数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如此之多的殊荣并没有让齐康自满，更没有令他停止思考。在“梁思成奖”颁奖那天，齐康的获奖感言与众不同，他直指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弊病。“我的发言是即兴的，但内容是我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必须在那种场合说出来引起重视。”

“当下城建有三大问题”

　　齐康常说：“学建筑一定要有城市的知识和理念，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建筑只是城市中的一个细胞。”他在10多年前提出城市建设的三大弊病，如今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些话我在2000年就讲过了，今天还要讲，”齐康叮嘱我，“你们要说真话，这些一定要写出来。”

　　在齐康看来，首先必须端正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看法。“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觉得城市化是灵丹妙药，越快越好。但其实它只是一个现象，而不是本质。它的本质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城市化四者的结合。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也不是越快越好。城市发展过快会带来很多恶果，例如环境污染、土地扩张、城中村、城乡割裂、户籍问题、基础设施跟不上等等。说到底，城市化应当是人的转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不光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更是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齐康认为目前统计的我国总体达到51.2%、发达地区高达70%的城市化率，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理想，恰恰是“急性病”和“狂热病”的体现。

　　“第二个是城市形态的问题。过去有句话叫"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现在被丢掉了。近年来的现象是大城市、超大城市恶性膨胀，像北京发展到六环，再扩张下去就要到天津了。可现在的北京美吗？适合人居吗？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老师去北京做规划，那个时候北京真美啊，爬上墙头一看，全是绿的。再看全国，每个城市都想做大、做强，但实际上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根据它的人口、土地、环境、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情况而定。该做大的做大，不该做大的就不应做大，有时还要做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究竟什么样的形态适合人居？这有个临界状态，需要科学的研究、规划。”

　　“第三点是城市运行机制的问题。我国普遍存在着城市运行机制不良的现象，就是没有达到整体化地统筹研究城市。条、块分割太严重，政府机构还没有达到科学运作的状态。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层次。一个城市应当有关于城市建设的科学的研究组织，而不是成天开会。开会有一点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齐康半个多世纪的建筑、规划生涯中，令他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建筑师得不到尊重，专家的意见往往被行政的指令取代。

　　有一次，苏北某市要建青少年科技馆，齐康到工地见展览室用的是封闭的高侧窗，担心夏天会因不通风而闷气。于是，他建议做一排1.8米以上的高窗，既不影响展览的布置，又利于通风。改动得到甲方的认可，但等到该市领导来视察后，觉得这窗不好看，就指示把它填起来。施工方只好按照这样的指令，把好不容易开通的窗户又封填上。提起这些，齐康愤愤不平。

　　齐康作为主创，曾经参加过几次竣工仪式。虽然是他的作品，但致辞中都不会提到设计者与设计单位，他心里无不充满伤感：“他们就那么不重视建筑师这个"人"！”

　　齐康认为城市规划是四种人的规划：老百姓的、学者的、政府的和开发商的。只有把四者的各种意见与利益妥善地平衡起来，才能把城市建设好。“管理者与行家的判断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要不然要我们那么多的设计人员和专家干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

“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如今，齐康已经82岁了。每天早晨8点，他会准时坐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齐康说：“我最大的优点是勤奋。这个阶段，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紧张、快干、高效、出活儿、低调。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培养人，让我的学生成长起来。”

　　在齐康的电脑上，贴着歌德的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障碍是惰性。”

　　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有学生进来请他帮助改图，或是询问论文该如何修改。趁这个间隙，我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张他和王澍的合影。王澍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的院长、博导，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齐康是王澍的硕士导师，他清楚地记得王澍当年在学校的样子。“王澍当时很傲气的，说建筑系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的老师杨廷宝是一个，我是半个。这张照片是他得奖后，来南京看我时照的。”

　　“他现在怎么评价您呢？”我问齐康。

　　“他说我是一个，他是半个。”提到自己的已有成就的学生，齐康格外开心。

　　采访的那天上午，恰好有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来看望他。齐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00元递给学生，他说年轻人在国外上学不容易，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能帮就帮点。

　　他希望像他的老师杨廷宝对他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生。

　　1976年，齐康与老师杨廷宝在北京做毛主席纪念堂方案设计。杨廷宝知道齐康身体不好，近来又常替老人们画图到深夜。一天晚上10点多，杨廷宝见齐康还在画方案透视图，就让齐康先去睡。第二天清晨醒来，齐康看到老先生已经帮他画完了整幅图。他特别感动，因为他知道老师是从不开夜车的，但为了他能睡好，老师破例了。

　　“我对学生好，学生也对我好。”齐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牛角面包说，“喏，这是他们给我买的早饭。他们还老买冰淇淋、巧克力给我吃。”齐康此刻的神情，像一个刚打开糖果罐的孩子。

　　齐康对学生也有不满，觉得他们太容易受名利的诱惑，而放弃了在专业上的精进。他感叹，时代不同了，大环境不同了。“我很想把我全部的经验和知识传给学生，但总是刚见他有点成熟，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飞走了。”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他突然问我。

　　“喜欢。”

　　“可是我现在没有。明天要体检，我血糖高，今天千万不能吃。”没能和我分享他最喜爱的零食，齐康颇为遗憾，“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巧克力吗？因为它能够让我的思维活跃。”

　　这是采访刚开始的一幕。我以为他是由于一路走来都很平顺得意，才能在80多岁的时候还保持着一份率真。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了解到齐康所经历的悲欢离合。

　　是怎样一种气度与品质，让他超越了这些？或许，是他从未停止过思考的缘故。齐康从来不沉溺在对某个具体的人、某件具体的事的评价和感受上，他会上升到人性、社会运行的体制、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层面上。他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一种研究的态度，探究着本质与规律。

　　正是这种“求真”的信念，让他成为一个率真的人。其实，齐康说他更想成为一名画家，可以用手中的笔自由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