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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钱理群教授:80、90后的三大问题
[ 作者:钱理群 邓蔚玲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561    更新时间:2019-07-09    文章录入:admin ]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邓蔚玲,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育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比较与国际教育、教育社会学、中国教育史哲。

 

 

写在前面的话:

是北大把我和钱先生联系起来。北大于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生长背景和富有争议的教育研究对象;于钱先生,是一个同时代表危机与转机的教育工作环境。从硕士开始在国外的学术航程,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变幻是极具吸引力的,而最近三十多年的变革又是惊天动地的。8090后是大转折的一代人,但至于如何承前启后,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去了解知识分子境遇与精神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跨年代对话的意义便在于此。

下文中邓蔚玲博士简称邓,钱理群教授简称钱。

 

 

一、8090后的三大问题

邓: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一事在学界内外引起的争议久久未能退去。他日在网上读到钱先生关于此事的一篇文章,颇有所叹。您在文中提议把该事件“作为校史记录下来”,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校史其实是一副荣辱榜,而并非事事荣耀。对于在北大出生长大的我而言,北大并无很多光环,但它的庄严亦是不可动摇。由于爷爷奶奶在北大任职的缘故,这里像家,像老人给我的关怀,我眼里也尽是老一辈对学问的认真追求。面对现今层出不穷的问题,出于情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飞过太平洋,站在美国的西海岸,企图用新兴学者的眼光远眺祖国,杂揉着的感觉,是满目疮痍时的心疼和满怀希望时的亢奋。您对燕京学堂一事的剖析,可谓是狠狠的一刀,砍得不仅痛,而且痛快,砍得我想跪在地上,求那真实的学问精神慢些逝去,等等年轻人的脚步。

您在文章中写道,燕京学堂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特色了,其核心问题在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若以“中国学”为旗帜,那么所谓的“顺应国家战略需要”和推广“国际化”的内涵,实则是急功近利,欲盖弥彰,以经济第二大国的形象,掩盖文化和精神上的焦虑,却彰显了“暗恋西方”的心思。譬如拿钱砸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这些问题在教育学界已讨论得异常热烈了,可以说不再是新鲜的论题。而最终促使我联系您的,是您在文章末尾的呼唤。您说您的知识结构已经固定,年龄限制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便于此呼唤新人、新思想、新价值、新的理论突破。换言之,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底气和底蕴都寓于当代青年的健康、快乐、眼界、心境和学识。这次来拜访您,就是希望听听您对年轻一代人生活、学习和精神状态的看法,从跨年代的角度来谈谈您作为老师和学者这么多年的感悟。

钱:你们8090后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自我认识,“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代人?”二是今后四五十年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会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三是人文科学大发展对这代人提出的要求。

8090后很大程度上是与历史和未来都脱节的一代。和历史的脱节就是你们没经历过过去几十年的大变革,那种遍布全国和全球每个角落的大变革。和未来脱节,说的是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迫于生活生计和升学压力,只能专注于范围较窄的社会、经济事务,而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大融合的世界,和历史又有很大关联。

我在给大学生做讲座的题目就是《你们准备好了吗?》。要问问,我是谁?我要怎么面对世界?你们所具有的年代特色是反驳,这没什么不好,时间往后推移是应当引起对过去的质疑甚至批评,但走极端就是弊病了。但是最近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极端事件的发生,这就不好了。比如公平问题,现在的农村、小城镇和大城镇的差距太大,像你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长大的孩子,很难体会到农村的艰辛,现在的贫困地区还和我们几十年前的生存状态差不多呢,非常苦。

现在追求的是个人和物质利益的最大满足,但以后就要过渡到“后物质主义”时代,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有其他考量个人价值的标准。追求物质丰富,自然就有物权,就有各种界限。但网络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超越界限,资源和信息共享,也进一步促成了全球化。所以你们这一代和原来就很不一样,原来是非常封闭的,而现在大家是处在流动中的中国和世界之中,所有人都(可以)是世界移民,这就是你们这代人和原来相比截然不同的身份。

这就涉及到第二大问题,大家都在变,很多旧有的问题会在新时机的刺激下给我们新的挑战和任务,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科技发展等等。近些年发生的事情,比如2010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北非和西亚发生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都超过了一个民族国家能解决的范围。人们说“英国病了”,指的是二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滞,环境污染,集体步入“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但我想说,全世界都病了,包括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现行所有的发展模式,而最根本的是文明形态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有很大的内部矛盾了。这里所谓的“文明形态”,也就是广义上的教育。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大的危机中,但危机并不等同于崩溃,其结局也不是强者吞并弱者。实际上,危机与转机并存,包括美国自己也在进行自我调整。这点你做比较教育应该有所体会。

邓:是。比较教育仿佛是个很广阔、很含糊的概念,比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在比较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教育也覆盖到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教育。因此有人提出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探讨它的边界和存在意义。看到有人通过讨论“比较”的方法论意义,来界定这个学科,我心里在想,不如把“比较”上升到认知的高度,从而烘托出“教育”的哲学意义。也就是说,比较的意图在于认识到异同,在于有意识地去包容差异,善意地吸收别人的优点。例如我在美国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教授给我的人文关怀,他们最关心的是我的健康和心情,关心他们的帮助有没有让我受益,这就让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那里的学习环境,我知道始终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在背后支持我、爱护我,说来心里都暖暖的。所以现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把这种关怀传递到国内,让更多人知道,教育应当给人更宽广的心理空间,尤其是在物质空间越来越狭小的时候,这是没有年龄、性别、户籍、阶层差异的。当教育上升到哲学高度,就要来启发人去处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非简单的价值判断。所以21世纪教育面临的危机,实则为社会危机的多重体现,社会危机,像您刚才所讲,是很复杂的,那么比较教育的跨地域性、跨学科性、跨年代性正适应了这种需求,去了解别人,了解自己,了解相互之间的交流。

钱:中国传统的大文科就是文、史、哲混为一体的,近代受西方影响,学科变得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了,现在又有回去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问题。将不同学科融为一体是需要想象力的,真正的学问就是这样,既要有爬行,也要有跳跃,既要有逻辑,也要有浪漫,而浪漫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任何事情一谈到普遍意义,便是哲学了。从古至今,哲学始终在讨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与平衡,知识分子是来解决精神问题的。精神问题既包括思想和哲学,也包括产生思想和哲学的现实,哲学是现实抽象化、归纳化的结果,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在的学生很需要理论能力,有了这种提炼的能力就不容易被扑面而来的信息淹没了。通过提炼而继续创造,这才是学习的乐趣,乐趣不在于重复。

二、高等教育与大学生的时代特征

邓:学习的乐趣有时候在别人眼里,有时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敢说乐在其中的人是不多见的。又回到了大学生和大学教育的话题,上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去年冬天,我和清华的一个外教谈起这个问题,我们的共识是,在大学里要多读,多写,多思考,多创造。这是做一个知识人的基本素质,而不是去做知识的奴才,更要避免在学知的过程中培养出奴性。另外在前两天给一个多语班的大一新生开座谈会的时候,鼓励他们向我提问题,因为中国学生向来是最安静、最“没问题”的学生。有一个同学在纸条上给我写了一个问题:如何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很直白、甚至很浅显,但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它很普遍,就存在于每个课堂、每间宿舍当中,但极少有人让它曝光,极少有老师主动回答。发现并提出问题是需要自主思考的,而不是把课本上或者其他途径得来的东西全盘接受。

钱:大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生观的培养,从书本到书本是危险的,但从现阶段来看,这还很难解决。学习人文科学更需要有社会课本,去关注人心,关注国情。你我这两代人大巨大差别就是,你们获得的信息很多,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还是埋头于课本,不可能有我们当年的那些跌宕的、动荡的社会经验,而我们当时的封闭状态也无法向窗外看去。但社会经验是必须的。

邓:以现在的状况和条件,如何积累社会经验呢?

钱:从书本走出去,去做志愿活动,支教就很好。

邓:可是现在支教的争议越来越大,极短期的支教一般只为了在自己简历上添一笔,表明自己的公益心。但对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讲,他们并不很欢迎这种公益服务,占用了假期帮家里务工、务农的时间,少了份收入,也未必多一些学习的兴趣和途径。

钱: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因此组织者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和引导。对于志愿者来说,去与不去的差异在于内心的体验。有了知识、体验、经验和创造,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邓:“完整”比“成功”来得要心平气和很多,“完整”是一个不断完成目标和设定新目标的心态,是一个长久的、一生的追求。我们系的教授大多七老八十的,都是一群退而不休的老学者,温良和善,有的依旧笔耕不辍,有的继续环球旅行,还有的两者兼有。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很认真地以他们为终生的榜样,他们的健康,善心,关怀,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思考等等。我把我自己的事业形象也定位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等我也进入古稀之年,还是想要活跃在教育界。因为他们的出现,我也能慢慢给自己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牵引力,目标遥远、模糊,但就在那个方向,非常坚定。我曾经写过两句话:“人格大美而兼雌雄,理想识途而越羁绊。”写这两句话的时候,心里念着的就是这些老前辈。

钱:你们系的教授都生活在思想自由的环境里,有利于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英美社会已经相当成熟、稳定了,太有秩序了。

邓:有的人以此为依据,评论西方的生活对创新的刺激力度不够大。好像有道理,但好像和事实又不太吻合。

钱: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大踏步地发展,也会大范围出现问题。但你反过来琢磨一下,问题多就代表发展的可能性大,发展的余地也大,对创造性是有积极的刺激作用的。可以归结为现在正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大发展的前夕,对现有的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反省。不光要反省中国的,也要反省世界的。不光要反省,还要开创,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话题,包括大学教育和大学生能力的培养,这一切都息息相关。

邓:但是大学教育还是有缺憾的,有很多培训机构想来填补这个缺憾,但始终有一个大方向很难填补。这个方向就是和想象力有关的,暂且叫它梦想吧,和技术技能不直接挂钩,它更是一种开阔的心境,敢于自我了解、自我实现的勇气。社会上所谓的规范也好,束缚也罢,很大程度上已经渗入到大学生活、大学思维中,把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设计框住了,尤其是女生要考虑成家、生子的问题,那些不情愿从20多岁就看到自己未来几十年都差不多如此的人,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突破和探索的兴致慢慢就磨没了。和“爱过”一样,“想过”也很令人惋惜,而且“想过”的想法可能不仅对个人,对其他人也会产生改变。比如我和清华毕业的几个女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人脉和我们可能遇到的机会,告诉尚处在迷茫阶段的女生,甚至是已经步入社会的女性,她们的梦想是值得坚持的,她们的坚持是有一群人珍惜的。我们8090后是很独特的一代,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您一开始时所说的“和历史、未来都脱节”那句话,我们看到了背离传统和追求自我的可能,背对着传统和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而心理上其实也未能脱离传统。但自从我们几个人表达出这种想法后,把女性教育和研究的问题从隐性变成了显性,呼应的人非常多,说明其实很多人都希望做出些改变,而并非去重复某些现行的秩序。

钱:嗯,我之前在给大学的演讲中提到过,“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坏人早就联合起来做坏事了,好人也该行动起来了嘛!想对年轻人说的话是,这个社会静悄悄地存在变革。许多人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但由于体制问题,无能为力去改变大的环境,大的秩序。但可以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人做起,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生活。这种平台我叫它“第二教育”。例如办一个读书会就挺好的,以读书为切入口,建立共同的理念,从理念出发再一起共事。大学生常抱怨活着累,活着没味道、没意思、没目标。过于强调智育就会导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平衡,这又是那个普遍的、永久的哲学问题了。还是要去寻求健康、快乐、有意义的生活!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句话到现在都是掷地有声的,所谓“合理”,就是去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利益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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