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2018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七。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光大集团）创始人、首任董事长王光英，迎来百岁寿诞。在生日之前，王老提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贺礼：“8·18”光大日，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为王老颁发了“光大特别荣誉奖”。

获此盛誉，王光英当之无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刚刚起步，工商界百废待兴。王光英以实业报国的拳拳之心，在香港组建一家有别于传统体制的民间企业——光大，带领光大以贸易起家、实业开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加强与沿海开放城市合作，积极践行改革开放破冰之旅，从而搭建起中西方交流互通的桥梁。

由于共处同一历史时期，王光英执掌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座“桥头堡”。

“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老工商业者能发挥作用，他们曾经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里面经历过大风大浪。”曾在光大任职多年，后担任中信董事长的孔丹曾回忆说：“小平同志借鉴他们的声望、经验、能力、知识，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做一种尝试。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他们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40年改革开放，100年中华复兴，王光英是见证者，更是推进者。

“但行好事,定有前程”

王光英之所以坚持用一种独特的理念创办光大、经营管理光大，根源上还要追溯至他的家庭以及历史时代，所给予他的价值观、企业观。

民国时期的北京西城旧刑部街，一座院落里居住着一户王姓人家，到光字辈，弟兄姐妹共有十一人，其中有两位在全中国家喻户晓，一位是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位就是本文主人公——王光英。

王光英，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旧贵族家庭，父母均是旧贵族营垒里反叛出来的正义之士。母亲董洁如很早就倾向于革命，曾多次利用家庭，掩护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王光英时常陪伴母亲行动，成为母亲的得力帮手。

1938年到1943年，王光英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1944年，王光英以技术为资本白手起家，与宗德淳合伙在天津创办一家中小型工厂，取名近代化学厂。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从他成为“资本家”之初，爱国就是他经商的底色。

解放后，王光英带头接受了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天津许多中小针织厂合并，组成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王光英被任命为经理。1949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并对天津各阶层群众分别作了讲话。王光英了解天津一些重要的工商界代表人士的经历和政见，他便在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士之间架起了桥梁。

那年，天津工商界推选王光英为天津市工商联首任秘书长。从此，王光英的人生视野，生活境界和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提高。由此，他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和开拓能力的工商业者，开始转变为一个紧随着时代节奏前进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日后，王光英还因此被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誉为“红色资本家”。

“红色资本家”的称谓，让王光英更加清楚：自己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他曾不无风趣地说,“有人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觉得应该改两个字,叫‘但行好事,定有前程’。”

把光大推向世界

创办光大，是王光英作为“红色资本家”，实业报国的一次大胆尝试。

改革开放之初的王光英，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工掌管财贸。1981年，凭借市工商联领导人的身份，王光英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庆祝该会成立100周年，顺道访问香港。此次港澳之行所见所闻，深深触动了王光英。

访港归来，王光英自己起草、署名，向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份书面报告，题曰：《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是从“见闻”中来的。所谓“八点”，述其概略，具体内容丰富，不止八点。但其中若干意见，日后直接决定了光大的组建。

文革之后的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当时国营企业存在的“官商”体制弊端，令王光英深感危机。他在报告中写道：在香港，不论什么行业，都竞争得很激烈，而内地的国营企业却常常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连废品公司也“独家经营”。官商凭特权赚钱，对国家，对消费者，乃至对现代化建设，都很不利。

通过对比中美合资工厂与同类国营工厂之间的效率差异，王光英明确提出“我国国营企业一定要克服官商作风，学会‘决战于市场，决胜效益’。”

王光英在报告中还建议，“趁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性、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这对我国四化建设，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令王光英意外的是，他的《港澳见闻与八点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他也因此成了这家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成立光大后，市场对于光大持有不同声音，甚至有企业认为光大是来抢生意的，很排斥。为了消除偏见，王光英在北京机场举行招待会，向记者们说：“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车有车路，船有船路，井水不犯河水。当然，与香港工商界合作做生意，出于双方自愿，按合同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次招待会反响很好。仅仅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的名声打响了。

为了扩大光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王光英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外部环境营造中功绩卓著。

“民间”企业家

天津的一名老记者将王光英作为企业家的经历，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国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的工作和成绩，可称为成熟阶段或渐入佳境阶段；光大公司开业之后，可称为奋发创业、开拓阶段或为我国四化建设作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执掌光大的6年时间里，王光英着力将光大打造成中国“民间企业”样本，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上，这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光英认为，“民间企业”必须保持几条：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做生意；在企业结构上，层次少、人员精；在经营上，讲信用，守合同，办事不拖拉，不扯皮，不作马拉松式的谈判；不搞官僚主义，特别是不靠“特权”经商。时至今日，这些内容已深植光大企业基因之中。

王旋风，这是王光英在商界的外号。快节奏的行事风格，让光大赢得了宝贵商机。

1983年4月，智利一家铜矿倒闭，因急于还债而转手500辆名牌车，按时间估计这批车辆应为新车。看到这份报告后，王光英立即派出一个由专家与工作人员组成的派遣组飞赴智利，临行前，王光英又告诉他们，只要认为车好价格好立即拍板成交。中方人员在智利验车时，发现各项指标确实令人满意。

在紧张地讨价还价之后，这批按出厂新车价计达4150万美元的载重汽车，矿主与光大实业公司专家组达成了以原价三八折的价格成交。在这笔生意中，光大节省2500万美元的外汇，公司实力进一步壮大。

从王光英捕捉到二手车信息到车辆运达中国港口，这么一大笔交易仅仅用了86天。

雷厉风行的商场风格，为光大赢得了效益和效率。“急国家之所急，做国家之所需”的经营原则及业务宗旨，是支撑光大迅速站稳脚跟的关键。

光大在家用电器领域曾有一项重要投资，就是珠海的压缩机厂。王光英因此成为国内最早推动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人。作为王光英商业生涯最精彩的地方，他在战略选择上，不是跟着别人“一窝蜂”地去引进彩电或电冰箱的组装线，而是引进它们的“心脏”。之所以下决心陆续引进先进设备，因为王光英深知：“我国急需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国家需要外汇，必须扩大出口；厂里那么多工人要工作，要生活。不去改造设备、技术，力求提高经济效益，一旦工厂被淘汰，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任何企业要发展，必须有后劲、有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光大正是嵌入国家战略需求积累后发优势。在面对令人棘手的资金问题时，王光英给出了“短线养长线”的方法，即用“短线”赚来的钱，例如从股市赚来的钱，他称为“非经常性收益”，来“养”有前途但要继续发展、继续投资的“长线”指实业，他称为“经常性收益”。时至今日，王光英这种勇于开拓、力求发展的企业家方法，依然值得借鉴、仿效。

从1983年执掌光大到1989年卸职离开，王光英六年的光大时光，却铸就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段传奇。六年时间里，王光英引领光大公司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以及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的建设项目。

在光大创造的诸多经济奇迹中，代表之作便是建成深圳23平方公里的南头工业区——较招商局治下9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大出近两倍，以及投资53层的北京京广中心——正是在京广中心顶楼俯瞰全北京时，邓小平说出了“发展才是硬任务”，数年后，其变通版本“发展才是硬道理”举国皆知。

1990年，王光英由香港回到北京。1983年至199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93年起,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一个“红色资本家”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的角色轮回中，王光英不断将其领悟到的改革真谛传承、推广。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动’中才能发展的。动则变，变则通。改革开放就是‘动’……”一直以“洋派”自居的王光英，始终主张“立足国内，面向海外”中国40年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本文参考了王慧章所著《王光英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著的《王光英》，鲁达所著《中华复兴之光-王光英的传奇人生》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