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国评出了2014年度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奖者名叫于敏。当时笔者在看电视，不由得站起来喊了一声：“于敏！”几位同事都看着我不知所云。是的，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伟人那么著名，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连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为人知。至于他的成就，网上一位朋友的评价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最高科学奖能颁给于敏，是这个奖项的荣幸！”

本周另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两名枪手突然在法国巴黎发难，枪杀了一家杂志社的多名漫画作者。随后事情又演变成追捕大戏和人质事件，最终法国军警在动用重型装甲车对恐怖分子实施包围后，同时发起两场突袭，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

在这次恐怖袭击后，媒体人们忙着争吵“言论自由”的问题，而笔者却又不无忧虑的想到，恐怖袭击正在飞快发生“进化”，而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效果开始出现“边际效应”，甚至“防范”本身的可行性也在降低。

“于敏”构型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拥有热核武器，或者说：氢弹？就连小学生大概也知道：5个。

是的，即使是中学教科书上也有对氢弹的简单描述，用原子弹达到上亿度的高温，引发氘原子的聚变反应，并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所有公开的技术资料里，你绝对找不到氢弹的具体构造图，或者具体描述用什么技术方法来制造氢弹。

世界上最早突破氢弹技术设计的是美国，50年代时美国科学家泰勒完成的一种设计方案被叫做“T-U构型”，它在1952年11月1日爆炸成功，成为世界首枚氢弹。不过第一枚氢弹“迈克”重达62吨，其中大部分是冷却装置。这样的家伙显然不能用于实战，美国的第一颗实用氢弹的试验要到1954年3月1日才试验成功。

当时就有公开刊物对氢弹的原理做了简单的描述，据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回忆，苏联在研制氢弹的时候曾经根据公开资料以为氢弹的结构就是在原子弹边上放上一管子氘化锂，当然，这种结构是不可能成功的。

苏联最初的的“夹层饼”结构的氢弹方案，其实就是后来被叫做“加强型原子弹”的方案，通过简单的在原子弹周围加入聚变燃料，增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但是这种结构的增强型原子弹的爆炸威力最大不超过30万吨。（英国试验的结论）

显然这与美国爆炸当量达到百万吨水平的氢弹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据萨哈罗夫的回忆录称，苏联关于氢弹结构的关键性突破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实现的，但是“所有人沉浸在发现的兴奋中，急于进行实验，事后居然没人能回忆起到底是谁提出了那个想法”……

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的核物理学家都发表了回忆录，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其他核物理学家关于萨哈罗夫“技术突破”的说法，都认为这个突破来的太突然。甚至有回忆称，每当试验遇到难关，萨哈罗夫都会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直接给出许多不知来源的数据，而且都无需验算、保证正确。

苏联的氢弹构型实际上与泰勒的T-U构型是一致的，苏联究竟是自己完成了T-U构型的研制还是从美国窃取了相关技术，这恐怕也就成了历史之谜。我们只能说，从萨哈罗夫等人的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来看，苏联完全自行研制成功氢弹的说法十分可疑。

英国的氢弹是与美国联合研制的，因此英国的氢弹构造自然也就和美国没有区别。而法国的氢弹则是从英国获得的技术——坊间流传的是法国的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可能有中国的“血统”，并非氢弹。

也就是说，在现实技术条件下真正行得通的氢弹构型目前广为人知的就只有T-U构型一种，但“于敏构型”或者叫“于-邓构型”（于敏-邓稼先）则很可能与T-U构型不同，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可行氢弹构型之一。

至于于敏构型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在这里写文章了。但一向喜欢指责中国窃取其军事机密的美国在搜集到中国氢弹爆炸的相关数据后，就一直没有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窃取过美国的秘密，并且这个“于敏构型”的说法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考虑到中国研制氢弹时的国力水平，不可能如美国50年代研制“超级炸弹”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于敏构型”就更是不容易。

目前，关于T-U构型和于敏构型的猜测很多，也有一些公开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充满了如同“氘化锂管子”这样的误导，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想要搞明白氢弹是怎么回事。

别忘了，美国50年代就能造出氢弹，中国以相对较弱的国力，也能在67年爆炸自己的氢弹。这说明制造氢弹需要的技术水平并非高不可攀。甚至可以说，氢弹对于有相当技术水平的国家来说，很可能就是一张“窗户纸”，就好像于敏能够从“氢弹”这个名字里猜出“氘化锂-6”，从苏联提供的早年的错误资料里领悟到“X射线”在引爆氢弹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很可能，任何无意中泄露的资料都可能启发其他科学家，捅破这层“窗户纸”。

朝鲜、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这些准核国家，尽管都已经拥有原子弹，甚至加强型原子弹，但都还没有研制成功自己的氢弹，他们也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核物理学家，但即使穷经皓首，也无法通过中美俄英法五个国家的公开资料里找到让他们捅破窗户纸的关键字。就更何况我们这些对核物理“七窍已通六窍”的外行了。

于敏大师的贡献还不止“于敏构型”一个，他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的关于我国应加快定型核武器的决策建议是另一项今天广为人知的真知灼见。

但是，围绕着于敏，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在90年代以后到底做了什么研究，也不知道为何在上世纪80-90年代反复多次在“两弹一星”功臣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等奖项之后，今天突然又要为于老再颁发一次最高科学奖。

围绕着于敏，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我们只能推测，某些于老参与的项目，在201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于老多年前曾提出惯性约束可控核聚变方面的重要建议。如果真的是这方面的突破，那将是不亚于“于敏构型”的第二个巨大成就，一个人一生中能取得两个这样分量的成就，就连历史上的科学巨匠也很难做到。

虽然最高科学奖只有500万人民币，虽然当年的两弹一星奖章不过是半公斤的黄金，但在淡泊名利的老先生眼里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国防安全的稳固柱石，这或许才是最好的“奖赏”。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能拥有于敏，这是中国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