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1990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逐渐形成。学生们对金庸小说的热读，现代文学研究中所感同身受的“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让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的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流行感怀颇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和光圈。”

“登堂入室”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金庸热”如何成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你后来和严家炎老师开设金庸研究的课程，据说也是受此影响？

陈平原：武侠尤其是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是80年代的事情。作为热门的校园读物，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读萨特和读金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所谓西方哲学和通俗文学，不像今天分得那么清楚。我在广州读书时就接触到金庸小说，算是比较早的，但是并没有把它当作专业研究的对象。

1990年，我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讲了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贡献。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面接受面最广，版本也是最多的。这本书正式出版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北大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这门专题课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或争议。因为我谈的是“游侠”，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现象看待。

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老师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那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个针对的是严老师的论述；另外一个针对北大的举措——作为新文化的提倡者，当年以批判鸳鸯蝴蝶派崛起，现在回过头接纳通俗小说，你怎么好意思？

1996年，我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就从金庸风波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几十年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而这种对通俗文学的故意抹杀，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大学课堂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终将被打破。

严老师的特点是很有主见，非常坚持，人家批评他，他就更兴奋、更认真了，于是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金庸小说研究”的专题课。据说第一节课去了很多人，但听了一节课后不少人走了，因为他要求修课的学生写报告、参加讨论。可能学生们觉得，本来很好玩的一件事，被弄成了这么严肃，不高兴。严老师将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研究，成果就是1998年北大出版社刊行的《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在80年代就进入内地，有的是内地盗印的，有的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在读者中流传。1994年，金庸小说由本人定版且正式授权三联书店印行，书做得很认真，装帧也不错，这套全集对90年代以后金庸在内地的推广普及，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中间还有王一川等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那是一个新闻事件。

2008到2013年，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金庸对自己的小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交给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刊行。对这次修改，学术界基本不关注，读者也不太接受。我以为，从最早的报纸连载转为图书出版，那次认真修订是成功的；2008年以后的修订本不太被认可，原因是，文学作品一旦定型并成为经典，就有其自身命运，一代代读者的接受期待和阅读趣味，使得他们拒绝作者对原作做较大的修改。

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围绕金庸的争论，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也包括王朔这样的作家对金庸的批评。在你看来，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陈平原：王朔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种过分的苛刻和愤慨是他个人的风格，不必当真。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对王朔的批评很宽容。我半开玩笑地说，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窃喜。对有经验的作家来说，批评、赞赏都是一种关注和提醒。我再三说，金庸先生是从新闻业走出来的，他有自己的敏感和判断。王朔的批评不会对他造成大的伤害，反而会引起公众对他的关注。所以，查先生的回应非常客气，说了些王朔先生很聪明之类的话，根本不与其讨论武侠小说好坏的问题。讨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公众的关注是最要紧的。

查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家的成就，大家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有其自身特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查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是“武侠小说家”，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小说家可以写各种题材，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一提“武侠小说家”，天地明显就变小了。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有一个明显的错位。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

可以这么说，一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读者很多，金庸小说还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不少学者介入，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几个学术讨论会，如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刘再复和葛浩文组织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研讨会”，风气开始转变。

经过这些学术活动，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登堂入室”的漫长过程，大家视野逐渐开阔，趣味也趋于多元，看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长盛不衰的背后

三联生活周刊：在论著中，你从“共同回应晚清以降西方小书的刺激与启迪，以及整个社会转型中思想意识的变化”的角度，倾向于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合起来看。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是这样的。作家的独创性和类型的延续性，必须两边都谈到。否认作家的独创性是不对的，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但是武侠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如何一步步变过来，作为历史学家，你必须明白它演进的步伐。

我当年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时，新派武侠就谈这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

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古龙、梁羽生的小说不见得会进入政治人物的视野；人家即使私下阅读，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倾慕”。而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插一句，金庸小说适于改编成电影，应该与他50年代在长城电影公司的那段经历包括写法也有关系？

陈平原：金庸早年的电影剧本写作，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我未做研究。直觉不太像。如果谈电影手法（蒙太奇技巧）对小说的影响，古龙应该在他之上。古龙的小说一看就是从电影和日本漫画过来的。但是在长篇电视剧改编这方面，金庸的小说更有潜力，也比较容易操作。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金庸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和商人。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比别人经营更为得法。记得一件事，当年他以1元人民币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卖给了央视，这是非常精明的手法。他的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时，也采用过类似手法。这不是一般书生可以做到的。我说这些，并无褒贬之意，而是说他在原创核心完成后，在转移成电影电视游戏等衍生品的过程中，非常有经验，所以会被我们不断关注和提及。

请你记得，金庸作品进入内地40年来，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出来，包括人物评价、版权纠纷、作品修订等。所以说，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前言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现有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色彩很浓的通俗小说。”其中也暗含了你对武侠小说的立场。站在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立场，你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艺术性？

陈平原：首先，雅文学、俗文学的边界今天日渐在拆除，我们不会像过去那么截然两分。金庸小说在类型小说中达到非常高的成就。但是类型小说（武侠、言情、侦探、推理）有一个基本机制，第一本你会看得很兴奋，看多了便会懂得它是如何经营的。没有套路，就不是类型小说了，我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谈为什么是“仗剑行侠”，为什么是“快意恩仇”，为什么是“笑傲江湖”，为什么是“浪迹天涯”，这些基本的“叙事语法”，构成了武侠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共同认可的“套路”。这些基本套路有其写作的便利，也就是可复制性，人物变一变，故事变一变，可以不断写下去。这一点，与我们所说的求新求变的探索型小说不一样。

金庸在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才有意颠覆这一小说类型的叙事语法，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即便在此前，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比如他特别喜欢写亦正亦邪的人物，早年的类型小说一般不会这么写，这属于剑走偏锋，做得好会有突破，做得不好，读者可能不接受。刚才说了，金庸小说其实有很多变革，他把政治视野、历史小说、言情小说都带进来，这都是对武侠小说的拓展。

尽管有如此拓展，但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类型小说适合做综合研究，不能只看一本两本，得看一大批，才能描述它们的总体特征，故适合于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进入做综合论述。这与鲁迅小说适合于一篇一篇细谈，那是不一样的。这里谈论探索（文人）小说与类型小说的差异，不是纯粹的价值判断，只是描述其写作机制与生产方式。

要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实探索（文人）小说难改，反而类型小说好改，因其操作空间及自由度更大。另外，如果你想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好的类型小说更合适。因为，探索（文人）小说往往刻画性格，探究人性，触及灵魂，对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反而不是特别关注。

“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换一个问法，金庸小说对五四新文学的吸收借鉴包括成功转换，体现在哪些地方？

陈平原：这么说吧，早年大家都把金庸小说当通俗小说看，所以它有抗拒五四新文学那一面。金庸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我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换句话说，你们很多新文化人是用外国语言来写中国故事。这一点，他很自觉。

某种意义上，他确实跟我们所说晚清侠义小说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派武侠小说有所不同。但其实武侠小说从旧派武侠开始，已经与新文学在不断对话。李安拍的《卧虎藏龙》，由王度庐小说改编而来，而王度庐早年是搞新文学创作的，写得不成功，转而写作武侠小说，但其政治立场、人物塑造以及若干写作技巧，明显受新文学影响。

金庸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小说带有历史小说的味道。谈金庸，必须把他对历史的关注带进来。我曾经说过“金庸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认识很精彩”，金庸很得意且引用过。金庸在小说中特别关注易代之际或乱世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不是纯粹站在汉族立场，这一点使他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金庸以一个小说家的直觉，也有他接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加上香港的特殊位置，导致他不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很了不起。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五四新文学放弃游侠文化传统，以致这一领域被武侠小说独占感到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尺度，今天来看有何值得反思的地方？

陈平原：其实，对“五四”立场的反省是一方面，对“五四”立场的坚守也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历史。这也是我在谈晚清和“五四”时再三论述的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和“五四”其实是一代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文学变革，尽管后来有分歧。其实，我们专业里不同学者立场也不同，比如王富仁坚决主张打压通俗文学，范伯群特别强调通俗文学的意义，我的立场是，“五四”新文化人崛起过程中的立场及偏见值得尊重，否则他们不可能往前走。只是时过境迁，历史学家得纵览全局，看到他们各自所走的方向与得失利弊。

从新文化人的立场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站不起来。因为几十年的历史论述，导致我们会觉得“五四”那代人很霸道，声音很大。但请你记得，在20年代，他们是少数人、是弱势群体。当他们要站起来发声表达，必定要有偏激的一面。所谓“登高一呼应者影从”，那是后来历史论述造成的误会。

我们经常会讲一个故事，鲁迅给他妈妈买的是张恨水的作品，鲁迅的妈妈不会读《呐喊》《彷徨》的。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我们应该明白，五四新文化人开启的“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活力、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全部。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学者们的各种感怀与写作，也是我们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必须关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详细考辨过“侠”的形象的历史变迁，在你看来，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陈平原：这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文类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武侠小说，比较能对照起来看的是唐传奇、元杂剧以及明清小说中“侠”的形象。其实，还有游侠诗文必须关注。诗与长篇小说不同，比如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就与约略同时代的小说《三侠五义》不一样。如果说诗只是表达文人的情怀与意气，没必要那么复杂；可小说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必须有很多变化与波澜。

还有就是政治立场。比如《三侠五义》等清代侠义小说，强调“为王前驱”，侠客容易演变为官家豢养的鹰犬。民国建立以及皇权解体，导致以后的小说家，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为王前驱”了。到了金庸、古龙等，特别强调侠作为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我们知道你习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还是想请你谈谈与金庸先生交往中，对他有何印象？

陈平原：我与金庸先生有若干接触，但没有深交。我不愿与研究对象有太密切的关系，保持一个距离，评判时不太受个人感情、利益的影响。所以，我与金庸的关系，仅限于见面打打招呼。只有一次例外，险些亲密起来。

2001年，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招收历史专业博士生，引起很多争议，比如资格问题等。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起此事，我说查先生的长处，在于他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但没有历史学家的技术和能力。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家，若招博士生，应该在中文系设一个“文学与历史”方向。浙江大学一听，这主意最好。大概是怕校内竞争激烈，挂的导师是金庸和我。当然是以他为主，我是帮助打边鼓的。

我对金庸非常尊敬，原本也是想帮忙，可惜没帮得上。查先生是很要强的人，正因为他要强，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听他津津有味地讲在英国念博士的经历。本来人家准备授予他名誉博士的，他不，非要自己读。查先生骨子里有一种非常刚硬的东西，认准了，百折不回，你说不行，我非要做。这是很令人敬佩的。包括在浙大招博士生的事，原本也许不在意，有人说他不行，那他就非要争这口气不可。

教书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需要用心，且花时间。而他其实没时间跟学生多谈话，一到浙江，马上就被热心人包围。有人在报纸上说，幸好有陈平原帮忙，学生可以到北大待一阵子，接受良好的训练。传话人添油加醋，据说大侠很不高兴，我赶紧撤退。

依我观察，金庸不太善于演讲，但回答问题时应对很好。我在好多场合，见到他演讲完了，应邀给听众签书。早年为了卖书，与公众热情互动，这可以理解。等我见到他时，他已名满天下，用不着这一招了。可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会问对方叫什么名字，不只是题签，还随手写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他这么大的名气，如此体察人情，实在不容易。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