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物理冶金学家李薰先生诞辰100周年。他是我科研工作的启蒙恩师，作为学生和助手，我和他合作共事长达30余年，直到1983年李薰先生在考察途中溘然长逝于昆明。

科学院初期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决定建立一批新研究所，从国外遴选知名科学家负责筹建。当时在北京文津街三号院部除了华罗庚先生筹建的数学所、王大珩先生筹建的仪器馆，还有一个就是李薰先生筹建的金属所。李薰先生和王大珩先生的办公室相邻，两位科学家早在英国已相识，都十分平易近人，很乐于和我们青年人交谈。我们听说李薰先生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Ph.D）10年后又获冶金博士学位（D.Met），不知两者有何不同。后来听王大珩先生说，英国只有谢菲尔德大学冶金系是英国政府批准的唯一能授予冶金博士学位的学府，获得者必须是学术上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者发明了不锈钢，李薰先生是第二位，这归功于他在钢的氢脆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

李薰先生发明的定氢仪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无法精确测知发生氢脆时钢中具体的氢含量。定氢仪的发明使氢含量的测定从以往定性描述提升为定量阐述，明确指出钢中氢含量只有达到一门槛值（≥3ml/100g）钢才发生氢脆。李薰先生还深入研究发现钢中氢脆的滞后现象，即钢中氢含量达到了门槛值后不立即脆裂，而是经过一定时间才产生发裂现象，称为“氢脆孕育期”。在研究各种钢中氢脆能变与扩散规律后，李薰发现高温氢以原子状态扩散进入钢的缺陷处（深陷阱），原子氢结合为分子氢，分子氢不能迁移扩散，不断积累于陷阱中产生巨大压力，氢气压力一旦达到钢的断裂强度而萌生微裂纹，裂纹扩散导致氢脆，即高压氢脆理论。这一理论被同行学者所认同，李薰先生也被赞誉是为钢中氢脆奠定了科学基础的先驱者，从而获得冶金博士学位。近年来发展的新型材料—金属间化合物基合金的氢脆仍然遵守高压氢脆机制。

李薰先生崇高的爱国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次重要抉择。

首先是应郭沫若院长邀请，毅然放弃了在英国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选择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擘画筹建金属所，今天可以告慰李薰先生的是他30余年呕心沥血创建的金属所已蜚声中外。

第二次是关于所址的抉择。科学院原拟将金属所建于首都北京，当时李薰应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盛情邀请到东北考察之后，放弃了在全国文化与政治中心北京建所的想法，选择了改址沈阳。他对筹备人员解释说，沈阳地处鞍钢、抚钢、本钢和大连钢厂的中心地带，便于直接了解冶金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更有利于为钢铁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次抉择是：金属所初始设立六个研究室，李薰深知国内冶金工业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英国等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提升冶金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为此李薰放弃他的物理冶金专业，交由张沛霖先生负责物理冶金研究室，他另辟冶炼物理化学研究室并兼任主任。李薰先生亲自指导钢中气体与钢质量等课题，建立我国第一台定氢仪及夹杂物测定技术，为提高钢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与手段。当时金属所还举办了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提高钢的质量。

这三次抉择饱含了李薰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三次放弃体现了他为国家事业发展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的开阔胸襟和人格魅力，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和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

李薰先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树立良好学风。在金属所筹备初期，李薰先生了解到我们新到的五位大学生或学物理或学化学，唯独没有学冶金与材料的，他就要求我们补习冶金专业课。当时院部没有教室，他就在走廊尽头讲课，给我们讲了第一课铁—碳二元平衡图，通过这一课我们才了解到钢与铁的区分在于碳含量，以及纯铁存在相变温度与磁性转变温度。他还邀请葛庭燧先生给我们讲金属物理、朱觉教授讲电冶金等课程。1951年底筹备处迁到沈阳，东北分院院长严济慈派行政人员参加了金属所的筹备工作。李薰先生随即分别将我们派送到抚钢中心实验室实习和哈尔滨工大攻读研究生。1953年金属所科研大楼落成，李薰所长利用大学暑期举办了暑期学习班，聘请知名教授讲授了一系列课程：材料力学、金属电子论、量子力学等，规定凡参加学习人员必须参加考试并公布成绩。过了一段时间，出人意料的是李薰宣布他也参加学习和考试并公布成绩。我们不解一级教授为什么这样做。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其中奥秘，原来李薰所长了解到有的学员以科研工作繁忙为由，提出不公布分数的要求，李薰先生没有批评而采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方式，在他承担繁忙的所务工作情况下，以普通一员身份参加考试公布成绩，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励了所有学员，当时金属所科研大楼彻夜灯火通明，星期天也不例外，科研人员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浓厚的学风传承至今，成为金属所看不见的潜能和兴旺发展的源泉。（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