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楷模文化由儒家祖师爷孔子开创，传承到今天，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楷模文化的特点，是树立“圣人”这样的神话般的“完人”形象，并要求天下的文化人、读书人以楷模为榜样，孜孜不倦地向楷模顶礼膜拜，对楷模心向往之，向楷模学而习之，时时刻刻都全心全意地、兢兢业业地按照楷模的范式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思想，直至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达到、都符合“圣人”的模式和标准。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改造自己，如果人人都能够接近或达到“圣人”所具备的仁义道德标准，则天下太平矣，天地光明矣。

　　不过，孔子的崇高理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不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因此他的这个理想（尽管十分美好并且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孜孜不倦地奉行着）不过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而已。现实中的真理是??人无完人，即使在孔子从中找到了楷模人物的上古时代也是如此。无论尧也好，舜也罢，他们也都有一些凡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那么，可不可以树立有缺陷的“圣人”呢？按理说，如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话，本应该树立一些有缺点的圣人。如此一来，圣人就不再是冷冰冰高不可攀的了，就比较容易让人接近，从而比较容易学习了。比如西方社会里许多神话人物就各有各的缺陷，宛如凡人们身边的邻居，这使凡人们愿意轻松愉快地前往教堂去亲近那些神话人物。然而孔子却偏偏坚持树立“完人”作为“圣人”，为了这个目的不惜“为尊者讳”，也就是说不惜掩盖事实真相，不提被树立为“圣人”的那些人们有个性的、或不光彩的、比较凡人化的事实真相，只突出宣传他们作为“圣人”应该宣传的那些事迹。关于“为尊者讳”这个话题，鲁迅先生曾专门写了一篇杂文，从中可知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当然你可以认为孔子的“为尊者讳”是善意的谎言，是建立在崇高目的之上的谎言，不过，谎言终归还是谎言。可叹的是，就是这样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学说，几千年来竟然被奉为圭宝，被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主要工具。

　　或许人们会说，楷模文化有什么不好，即使真实的“圣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也并不妨碍许多人希望有一个可以寄托人类美好理想的“圣人”。君不见，科学家们在化学中也构造了许多“理想状态”，不也是在现实中难寻难觅，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状态吗？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不是也设想了“乌托邦”这样的人类社会理想状态吗？孔子创造了“完人”，这有什么可感叹可指责的？

　　不可否认，两千年来由于中国有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工具，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曾经一直位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直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世界领先地位才被后来居上的世界列强们打破。可以说，孔孟之道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特别适合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特别适合于大一统的统治要求。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经几千年的经营，历经几千年的发扬光大，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溶化在每一个无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于是这种文化基因就会在看是去大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以看似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1966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文化改头换面地粉墨登场，导演了一出出闹剧。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大革中国旧文化之命的运动，在运动的一开始，革命小将们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运动的宗旨??破除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化，树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文化。然而纵观“文革”所应用的种种“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手段，如果运用鲁迅先生笔下那个“狂人”看书的方法，转换角度观察这些手段，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文革干将”们只不过是改变了口号和“说法”，至于那些“治人”的手段本质上仍然是儒文化中常用的，也许“文革干将”们将这些手段应用到了某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让我们来进行比较考察如下：儒文化的特色是人人学圣贤的楷模文化，文革中（以及之前之后）也树立了不少让全体中国人民学习的新楷模??英雄模范。儒家树立的“圣人”是毫无瑕疵的道德模范，他们心存天理，胸无人欲，令凡人们望而生畏、心存敬意，却怎么也学不来。文革中树立的英雄模范，也是不食人间烟火，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人民利益挺身而出，粉身碎骨也心甘；这些英雄模范都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通过对“圣人”和“英雄模范”的比较我们能够看出，他们的区别是，口号不一样了，当然或许还有人会说目的也不一样，但他们在最关键的一点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为了实现一个高尚的目的而消除自己所有的人欲、欲望，这不是“文化革命”的新创造，只不过是从孔子那里继承的，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而已。以革命的名义灭人欲，以人民的名义灭人欲，比之于以“复周礼”的名义、或者以道德的名义灭人欲，可能的确是要高尚一些，但是其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

　　“存天理、灭人欲”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人人向英雄楷模们学习这样的思想境界，并且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岂不是世界大同了吗？是啊，我们几乎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人人艰苦朴素、节衣缩食的境界。如果没有西方社会，没有他们去发明创造什么劳什子的电灯电话、什么汽车电视、什么洗衣机电冰箱...，以及一切满足人们无休止的欲望的那些使人们舒适安逸的东西，使人们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使人们获得富足和财富的东西，我们会像今天这样惶惑窘迫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所有的人欲都统统灭掉，大家都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不过，看看中国几千年历史，你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只不过是在推行一种永远不能够实现的谎言，这种文化编制了一个看上去灿烂辉煌、十分美丽诱人的套子，让那些从一出生就被这个套子所迷惑而失去分辨力的年轻人，在举国上下众人们的全力鼓励下，一个劲地往套子里面钻。但是，这个套子真正成功地遏止了人们的欲望，从而使君王们可以从容享受他们应得的吗？似乎不然，我们能够看到历朝历代的那些贪官，其中有些甚至比君王还要富有。楷模文化制做的套子并没有成功地挡住人们的贪欲，相反，这种文化、这个套子却成功地挡住了中国人的可能的发明创造。这种文化告诉人们追求人欲是一种错误、是一种罪恶，于是就轻而易举地挡住了人们希望改善那些使人不便、使人感觉不舒适的东西的想法，于是中国就不可能产生一切为人们提供各种方便与舒适的发明创造。

　　近年来，一些中国人反反复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如果他们搞清楚了楷模文化的真实面目，他们也许自会得出正确的答案。有一位张泽清先生写了一本书，名为《美国，你为何强大？》。书中专门辟出一章谈美国的厕所文化，说到美国《焦点》杂志曾经邀请100名权威专家和1000名读者评选世界最伟大的发明，而他们出人意料地把这一桂冠给予了“抽水马桶”，并且把“抽水马桶”看作西方文明的象征。张先生借机对他曾经经历过的，中国城市农村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可怕的厕所作了一个“立此存照”的客观主义描述，同时自然有美国的那些堪称美好舒适的厕所文化的一番描述。这本书若是写在文革之前，可以料想到会有一顶顶大帽子准确地飞到作者头上，罪名都是现成的，什么“崇洋媚外”、“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不一而足。那时没有人敢说真话，没有人敢说他们其实非常憎恶那些充满肮脏恶臭的可怕的厕所。

　　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人公然谈论比较或者感慨东西方的厕所文化，不少文化人都对此表示较大的关注。例如我国有一个知名女作家，走出国门前往西方，无论到哪个名人故居，总不望了特意去看看他们的厕所。还有一个笔名“小六”的女作家，前往美国定居后写了一本书，也特意辟出专门章节谈论厕所。这些是怎么学习圣人和楷模也改不了的人的生活，人的欲望。


　　“灭人欲”文化传承下产生的鲜活案例

　　案例一：从先生产、后生活到吃苦为革命，革命为吃苦

　　话说当年，开发大庆油田之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几乎不能够满足生活所需。开发油田所需要的一切机械设备十分短缺，于是就动员了大量的人力以弥补机械设备的不足。采取人拉肩扛的劳动模式搞“大会战”，也就是说，投入大量的人力，像打仗一样地进行油田开发活动。人不像机器，人需要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证，动员许多人力来搞开发建设，总得有住的地方吧？得说那时候人们共产主义觉悟高，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决心先生产、后生活，也就是说，一切物质装备先都用在生产上面，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么，那就先凑合凑合，等生产搞上去了，创造了社会主义财富，回过头来再安排生活不迟。工人们这么想了，也就这么做了。人们拉家带口的都住在“地窝子”里面或者住在“干打垒”屋子里面，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大会战”上面。所谓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大坑，上面用茅草之类的东西搭个屋顶；所谓“干打垒”，则是用土直接夯土墙，上面搭上顶作为临时房屋。

　　本来，工人阶级这么做，一来是阶级觉悟高，为革命为人民甘愿做奉献；二来他们这么做也只是先后秩序安排的问题。他们想的是拼搏一下，之后就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并没有谁愿意此后一辈子住这样的房子，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不曾想，工人阶级的行为经报纸广播加以广泛宣传之后，竟然成为另一种“灭人欲”的楷模，成为新中国全体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更加可怕的是，一些情商发达的人为了获得升官发达的捷径，竟然肆意扭曲工人阶级原本的初衷，把“后生活”的想法给偷偷篡改掉了，一味宣传和标榜为革命、为人民要一辈子吃苦，吃苦为革命，革命为吃苦，到头来把大家都搞糊涂了，不知道既然革命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自觉找苦吃，还革这个劳什子的命干什么？

　　案例二：吃苦为革命，革命为吃苦，在风口浪尖上考验自己

　　有了“全国学大庆”的口号，和吃苦为革命，革命为吃苦的“正确”观念。“文化革命”中人们开始主动找苦吃。某师范学院决定要把自己下放到更加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于是派出一心革命的积极分子去寻找合适的搬迁场所。革命分子们下了火车又改换汽车，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大家伙一起获得艰苦磨练的场所，当真能够使大家在风口浪尖上得到锻炼，这个地方正好位于西伯利亚刮来的北方经过的风口处，于是学院领导拍板，就在此处安营扎寨。不仅如此，他们还真的学大庆，特地建筑了干打垒房子供全体教职员工居住，真是够革命的。

　　案例三：消灭一切企图逃避劳动的行为

　　“四清”时，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到处都开展“忆苦思甜”活动，每次活动中，经常播放的一首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地主他不劳动....”，这样的歌听多了，人们会联想啊，于是愤愤不平起来：如今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也不劳动，那些干部们他们也不劳动，他们难道不是在搞剥削吗？革命群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容蒙蔽的。于是就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把文化人送到农村，把干部送到农村，工农官学兵，大家一起去劳动。劳动创造人，劳动是神圣而光荣的。

　　案例四：竭尽所能减少人的消费

　　1980年代中期的初冬，某炼油厂接到了来自上级关于要节约能源的通知，上级来了通知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要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这样才能够成为党的好干部。于是就展开节约能源干部会议，虽然在炼油厂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都应该能够在技术中发现一些可资改进，以节约能源的地方，偏偏干部们人人都炳持“灭人欲”的正确观念，不肯在生产环节上找问题、跳毛病，偏偏要从节约人的需要上下工夫（干部们私下以为这“符合大庆精神”）。于是领导拍板：改暖气，把汽暖模式改成水暖。本来，炼油厂废弃能量很多，汽暖大概也是用废弃能量供应的，偏偏领导要显示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精神（被曲解为“灭人欲”）的理解，要把本来已经是废物利用的汽暖改成水暖。结果，无论是职工宿舍还是办公室，在那个冬季室内平均温度均低于15度，导致许多人反复患感冒，使炼油厂花掉了一大笔医药费，当然，还有因病不能坚持工作的误工费。

　　这种热衷于从人的身上寻求节约的思想观念并非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这只不过是从儒家文化“灭人欲”那里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专制的、独裁的领袖斯大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生产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凭斯大林这句话，就比革命为吃苦不知道高尚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