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知礼仪、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因家风清廉质朴、善良守信、进取有为而赢得赞誉的名人不胜枚举。这里刊载有关曾国藩家风家教的故事，敬请阅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两个字称赞曾国藩：独服；晚年毛泽东又用三个字形容曾国藩：最厉害。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除了做官打仗厉害，还有什么本领使得毛泽东说出这番话？答案就是留传下来的《曾文正公家书》。这本书，毛泽东不但熟读并身体力行过，而且在延安时期曾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为何？家风清方能党风正、民风淳，家训也可拿来治党嘛！这是一大发明。比如，曾氏“八本”家训之一的“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就是古今通用的箴言。

　　曾国藩中进士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于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他的官是越做越大，但兄弟们的意见却越来越多，原因就在于钱。曾国藩每年都会寄些银钱回家，孝敬父母，补贴家用，少则几十两，多则一千两。这也不少了。但当时谁人不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一个二品大员，位高权重，还比不过一个四品的知府，在家乡的兄弟不能理解了。他们疑心大哥藏有私财，“厚于妻子而薄于父母兄弟”。曾国藩知道后，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仆人陈升因嫌他家穷，工资低，大吵一架后卷起铺盖另觅高枝去了。曾国藩觉得受了欺辱，还赋诗一首《傲奴》。傲奴可以说掰就掰，兄弟可不行。兄弟倒不是嫌他穷，而是认为官越大钱就挣得越多，应该多拿出钱来照顾父母兄弟。

　　官大就一定钱多，这是什么逻辑？曾国藩回信表明自己的心志：“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你们看看天下官宦之家，官二代开始骄纵放肆，继而闲荡成性，最终陷入困厄，潦倒终生，大多盛不过二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只有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所以你们不要贪爱奢华，想着做官发财，要勤俭，习劳守朴。这番言论被曾国荃认为是理学的迂阔之论。曾国荃从军后，每攻克一座城池，都请假回家，将掳得的钱物运回去，买田起屋。曾国藩告诫说，我从未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你也不许，“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口气已是够严厉。

　　曾氏兄弟已在军中为官，将来他们的儿子、侄子也会进入官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如何保持曾氏家族长盛不衰呢？曾国藩觉得有必要为他们立个规矩。他根据自己的阅历，参酌祖父星冈公的遗训，编制成“八本”家训，涵盖读书、作诗文、孝亲、养生、立身、居家、做官、行军八个方面，其中做官就是“以不要钱为本”。做官是做官，发财是发财，两者均不可耻，但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那就可耻了。曾国藩可不是说说玩的，他确实是这么做的。据曾纪芬回忆：父亲在军时，母亲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杀一鸡之油，还要吃三天，外人都不会相信，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拮据到这种地步。曾国藩的后人也能牢记“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家训。曾纪泽在担任英法公使时，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曾纪鸿的生活非常拮据，曾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后，对曾氏家风慨叹不已，自己送了曾纪鸿300两银子，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陈独秀曾慨叹，中国人满脑子都是“做官发财”，即使是尸解魂消、焚骨扬灰，如果“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细究起来，大概是人们习惯把做官与发财看成一回事，正如《官场现形记》中坐馆塾师王仁所说，“做了官就有钱赚”。历史上能把做官与发财看成两回事，又能践行做官不要发财的人不多，曾国藩大概能算一个。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家族的发展看得比较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