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与张中行、启功二位先生有旧交。一日他去张中行先生那里求题字，张先生写了“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尔后，他又持字去启功先生那里求赐墨，启功先生即写道“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

    两位先生的题字如天设地造，真是一副绝好的绝句！

    “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做学问所追求的信念是怀疑精神，“不信”就是怀疑，“信”就是肯定，是否定之否定。

    任何书本，都是一家之言，有其独到见解也必有其偏颇；任何学问，都是涉及某一领域，有其可贵探索亦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任何理论，都是因势而立亦随时空变化。

    所以，严谨的治学者，先学而后质疑。有真知灼见而卓然独立，持个性禀赋而自成一家。司马迁写《史记》，要亲眼看一看那曾经挂过侯生头颅的城门；李时珍修《本草纲目》，要遍尝百草改正前朝医典的错误；范文澜著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做学问当然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读书是为了让人站起来且站直了，如果做了书的俘虏，把人读趴下了，那大抵是缺乏怀疑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张中行先生的“不信重于信”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不是怀疑一切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提倡审慎之、思辨之、扬弃之。

    启功先生则是一种谦虚。终生求学治学教学，到头来收获了什么呢？是“不知”多于“知”。“知”是有限的，“不知”是无限的；“知”是得到的，“不知”是未知领域。其实这不只是先生虚怀若谷，更深层次是对个体与全体的认知，相对与绝对的领悟，直指事物的本质。

    一个人毕其一生做学问，从青丝盘顶到头上飞雪，所得到的所谓成就，就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来说，只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相对宇宙之浩渺，知识之无极，个人所获得的那点“知”，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不知”则无时无刻在层层包围着你，逼仄着你。

    张中行先生的“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是一种求学精神，心之所依决定了眼界和视野。启功先生的“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是一种治学境界，魂之所系决定了气度和胸襟。二位大师所说的“求，得，知，信”四字，足以让人去感受，去理解，去尊重，去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