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王朝（1127－1279）建都于现今的杭州市，当时称临安府，国界最北在淮河，辖境包括江南、川蜀和岭南地区，在历代的帝制王朝中是最小的一个。不过从当时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占据了中国的核心地带。近代学者严复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此话道出了我们今天“阅读”南宋的意义所在。因为，南宋王朝是历代帝制王朝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它也是我国帝制后期社会转型的定型期，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南宋时期寻到根源。
农业文明趋向精致化
在资源压迫下所形成的人地比例特别高的精致化农业，在每一个层面对我们后来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时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作为社会的基础，传统农业文明趋向精致化。所谓精耕细作的精致型农业，在宋代开始定型。
南宋思想家叶适，温州人，他曾说：“民聚而多，莫如浙东、西。 ”浙东、西，指当时的两浙路。“路”是后来省区的前身，两浙路相当于现在的浙江与江苏南部。叶适是瑞安县（现瑞安市）人，他说“瑞安非大邑”，不是一个大县，但是人口尤其多。 “直杉高竹皆丛产，复厢穹瓦皆赘列”，房子很拥挤，晚上行走好像在城里一样，“村落若在市廛”。
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粮食生产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吗？由于人口增长，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大量的平原地区都被开垦殆尽了。北宋时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北方人到浙西湖州去当知州，有人来衙门告状，说昨天晚上我家有块地被人偷走了，知州“读其状甚骇”，土地怎么可能被偷走呢？结果一问，真有此事！原来“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葑田就是在湖面交织的水草上铺些泥土，在上面植蔬种稻。北方不可能有这种土地形式，所以那位知州不了解。这种葑田是浮在水面上的，能一块块分割开来出卖，当然也可以被人半夜里偷走。这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耕地开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够用了。不管你是垦山还是填湖，土地资源毕竟有限，不可再生，到了南宋，这种状况尤为严重。人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促使传统的农业日趋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促使它产出更多的作物，这就是在南宋基本定型的农业技术类型。
精耕细作的技术关键在于，不太需要节省劳力，而更需要节省资源。所以，很多后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比如后来对英国工业革命曾产生重大影响的珍妮纺纱机，相关的技术在中国早就出现，但是不对我们的胃口，因为它只节约劳力，不节约原料，而我们的劳力充足得很。长期以来我们更倾向于使用那些相对简易的工具，它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技巧，但能够节省原料。所以我们往往更看重生产技巧的提高，不太看重复杂工具的设计。因此在技术选择上，我们与西方慢慢走上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与宋代以后人与资源的关系紧张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特点。
精耕细作在经济上其实是不合算的。一块地，假如投入10个劳动力，它产出是100斤，假如投入20个劳动力，它的产出不会按比例增加到200斤，可能只产出150斤，这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效益递减，它的效率是不高的。但我们不在乎，因为耕地的总产出毕竟是增加了，而劳力就是闲着也得吃饭。所以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非常辛苦。农田劳作为了那么一点产出增加，要投入成倍的劳动力，可收成还是不够，还要靠其他非农业的劳动来补充农业的收入，最重要的就是手工业的补充。中国传统的农民一般都是兼农兼工，每一个农民都会点小手艺。发展到现在，例如在我老家浙江，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个特色的手艺，东阳木雕、青田石刻、永康小五金，义乌则是小商品，这些地区的特点，其实就是特定的小手工业。农民靠以工济农的方法来维持生计，所以农闲时间相对要少。这是资源压迫下农业社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去追求经济收入，以填饱肚子。
我们还知道，中国人的食谱是很广的，有一个关于广东人的笑话：“除了桌子椅子，四条腿的都吃。 ”因为农产品有限，我们没资格挑剔。在资源压迫下所形成的人地比例特别高的精致化农业，在每一个层面都对我们后来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济文化中心向南移
南宋之前，国家的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从南宋灭亡，元朝开始，两者就分离了，经济中心在江南，政治中心则在华北。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近1000年来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总格局。
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个地区不可能平衡地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发展的中心地区是前后变化、移动的。目前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中华民族较早发展的中心地带是河渭流域（黄河和渭河），现在陕西关中地区，经过几千年，到唐代中后期（公元7-9世纪），关中地区的资源就明显供不应求了，慢慢地中心向以洛阳与开封为中心的黄河下游移动。武则天就长期住在洛阳，不住长安。除了政治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安粮食供应不足。从五代开始，京城基本上就设在开封，北宋也设在开封。到了南宋，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核心城市是临安府（杭州市）。关于这一现象，学术界有个命题，叫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南宋之前，国家的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从南宋灭亡，元朝开始，两者就分离了，经济中心在江南，政治中心则在华北。为了沟通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南北交通非常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近1000年来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总格局。
我国的南北分界，自古是淮河至秦岭一线。伴随从关中到河南、到江南的地域格局转变，在文化上就出现了从陇右到江左文化主导区的转移，就是文化中心也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比如说科举所选拔出的人才。唐代是科举发展的初期，当时的科第人物北方占绝对优势。据统计，唐代一共有357名宰相，出身于北方关内、河南、河东、山南与陇右道的宰相共有 326名，占91.3%，居绝对优势。但到了宋代，重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北宋中期嘉年间（1056-1063），吴孝宗的《余干县学记》里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表现之一，就是科举出身的南方人占据了大多数。
当时围绕着科举录取南北方比例不平衡的现象，出现过一个大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著名人物，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与江西庐陵人欧阳修。司马光认为科举考试录取的南方人太多了，对国家的政治不利，因此建议应该分地区来录取。但他的意见遭到欧阳修反对，欧阳修代表南方人，他说“王者无外，天下一家”，对于君王来说，天下一家，都是我的臣民，应该“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惟材是择”，不考虑地区，只根据考试成绩来录取，才算公平。这次争论不了了之，科举的录取制度没有变化，仍然不分地区。
有位美国学者贾志扬 （John Chaf－fee），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作了一个统计（尽管可能不一定准确），结果是北宋时期全国录取进士9630人，淮河以南的占了95.2%，比例实在太高了，整个北方诸路才466人，难怪北方人司马光要抱怨。到了南宋，这个比例自然更不平衡。
这种格局长期存在，政界一直有争论，到了明代洪武三十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考虑，借口惩处科场弊案，最后决定科举考试按地区分配录取名额，也就是所谓南北榜。从此，南北之间人才分布的不平衡体现在进士高科，录取名额是固定的，但考中前几名的人应该哪里出得最多，却没有规定，那当然还是南方多，尤其是江浙。
所以，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地理分布，从南宋开始，江南地区开始占主导地位。
社会心态从尚武到崇文
中国古代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读书，不能与以开发民智为目的的“教育”相提并论，它至多可以算作干部培训。但是干部培训的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至于形成了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
从南宋开始定型的、代表了当时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的案例是什么？我以为非 “白面书生”一例莫属。
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剧情，都是才子佳人。富家小姐爱慕落难书生，不顾反对给予帮助，最后书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书生这个代表性的形象哪里来的？南宋开始的。
先讲个故事。南宋理宗时期长期任权相的贾似道，在理宗去世后，又主持册立了一个新皇帝，就是度宗。理宗刚下葬，贾似道就撂摊子辞职了，但同时他又让自己的亲信、当时驻守鄂州（现武昌）的武将吕文德向朝廷报警，说北方有蒙古军队入侵。南宋朝廷吓坏了，“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皇帝和太后亲自下诏，请贾似道复职，主持朝政，抵御蒙军。贾似道来了以后就摆架子，他要试探一下新皇帝是否看重他。当时的制度，辞官复职，得升官一级，于是宋廷准备升任贾似道为太师。太师是当时文官中地位最高的职衔。根据惯例，升太师必须先要“建节”，也就是得先兼任节度使，节度使是武官的最高军衔。所以宋度宗就授贾似道为镇东军节度使。结果贾似道却很生气，“似道怒曰：‘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 ’”节度使是大老粗当的！
这就大大委屈了节度使这个头衔。宋代节度使的地位非常高，宋高宗杀岳飞的时候，罪名之一就是岳飞当节度使时32岁，他自己夸口说我“建节”比太祖皇帝还要早，言语僭越。可见如果一个武将能够当到节度使，是他这一辈子最高的愿望。结果贾似道根本看不起，大老粗粗到家了，才当个节度使。这明显反映出：时至南宋后期，人们对于标准男子形象的看法，已经产生了变化。
在史书中比较早出现的“白面书生”这个词汇，是在《南史·沈庆之传》中。沈庆之是个很能干的将领，南北朝时的宋文帝刘义隆想北伐，沈庆之“固陈不可”。当时“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座”，这两位都是文臣。刘义隆就让徐湛之去批驳沈庆之的意见，结果沈庆之说：“为国譬如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刘义隆听了大笑，承认沈庆之讲得对，自己找错人了。
可见，南齐的时候，人们一般认为白面书生是干不了大事，没有实际能力的人。这当然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在很大程度上是尚武的，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也是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曾对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北方民族，后来都逐渐消失了，慢慢融合到了汉族中间，使得汉族中间有了许多“胡族”的新血缘。而当时又是北方地区占主导地位，所以社会文化以武为尚。唐代的边塞诗特别生动，文人向往到边塞去杀敌立功，这既反映了文化风尚，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制度。因为到边塞军队幕府里面去充当幕僚，是文人入仕的一个途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唐诗中这样的诗句随处可见。
唐诗描述的好男儿形象是尚武的、粗犷的，但这个形象到宋代以后却慢慢发生了变化。王铚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个故事：“韩魏公帅定，狄青为总管。 ”定州（今河北定县）地处宋辽边境，是军事前线，韩琦（韩魏公）任定州知州，兼任定州路安抚使，统帅一路军队。他手下领兵的大将是狄青，著名的武将。有一次狄青的老部下焦用带兵路过定州，狄青很高兴，置酒款待。结果焦用军中有兵卒向韩琦告状，说焦用克扣军饷，有贪污之嫌。韩琦遂下令逮捕焦用，准备依军法处置。狄青赶紧前去求情，结果“魏公不召”，狄青只能退到官衙门外求情：“青出立于阶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 ’”这个人立过军功，是个好男子汉，请你刀下留人。结果韩琦却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 ”现在，在东华门外皇榜唱名，得状元者才是好男子汉，像焦用这样的武夫算什么好男子汉呢！东华门是北宋京城开封府皇城的东门，每三年一次科举考试，最后在东华门外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结果韩琦当着狄青的面就把焦用斩了首。狄青“战灼久之”，瑟瑟发抖，有侍从提醒韩琦说“总管立久”，韩琦点了点头，狄青才敢离开，“盖惧并诛也”，害怕韩琦同时也把他斩首。这当然是文人记载的夸张之处，其实韩琦并没有处死大将的权力。但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男子汉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子汉，这背后当然涉及到很多制度的演变。
宋朝建立以后，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根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开始重用文人。配合重文抑武国策的最重要制度，就是科举制度。宋代科举制度全面发展，尽管在录用官员的绝对人数上，整个宋代科举出身的还不占多数，大量官员仍然是从恩荫或其他的杂途出身——所谓恩荫，父祖为中高级官员，子弟可按一定规定出仕为官。但是恩荫出身的人前途有限，一般不能升任高级官员，官僚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科举出身者。所以当时真正有能力的人，即便可以恩荫入仕，也宁可去应试科考。比较典型的就是北宋的沈括。他先凭恩荫出仕，任东海县县尉，后来再考中进士，身份就不同了，最后曾出任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
这种制度变化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太深刻了，最直观的当数宋真宗那首《劝学诗》。北宋初年，因为受唐末五代以来战乱的影响，还有不少地方士人为了明哲保身，不愿意进入仕途，宋真宗为了招徕人才，劝人应试，写了一首非常赤裸裸的以利益诱惑的诗歌，其中很多句子现在都变成日常用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书读得好，美女、财富，一切都会有，这样的利益诱惑，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读书，不能与以开发民智为目的的 “教育”相提并论，它至多可以算作干部培训。但是干部培训的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至于形成了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
有一个故事比较典型。据南宋人叶梦得的记载，元丰末年（1185），饶州（今江西上饶）有个小孩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科举的本意是“分科举人”，因此科举考试有很多科目，最主要、地位最高的是进士科，另外还有不少科目，其中有一个称作神童科，大概12岁就可以报考。朱天锡考中那年虚岁14，一试成功，出仕为官。那可不得了，比现在80后的什么“长”要年轻多了。不过当时这个神童科的制度是条文化的，有本事你也可以去考，比较透明。朱天锡当官以后，“俚俗争慕之”，一时间人们竞相仿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考中神童科。“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就拼命逼他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而且办法很绝，小孩子贪玩，不肯读书，就“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拿个大篮子，一本书，一点点心，把他挂到树上，小孩无处跑了，只能读书。你去看现在各地所谓的兴趣班，其实与“兴趣”一点没关系。中国的孩子全世界最辛苦，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昼夜苦之”，没日没夜逼孩子读书。“中间此科久废”，二三十年后，又恢复了，结果又有偶中者，又在饶州，更不得了，大家都觉得饶州出神童。叶梦得记载说：“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小孩子被逼死的、生病死的比考中当官的，不知多了多少。
这当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人们对应试当官的追求已经无以复加，最后就是全民参加科举。正由于这么一个社会背景，才造成了人们把好男子汉——标准男子形象塑造成了白面书生。宋人刘挚有诗云：“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 ”台阁与省府，都是指中央政府机构，白面书生就成了高官的形象了，所以最后才出现传统戏曲中所谓的“成功人士”都是白面书生这一现象。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状元——科举考试第一名——变成全体女性的大众情人，这种白面书生式的文化转向对后世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影响。我个人的体会是，读史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理解现实和批判现实。其中，科举文化的影响看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批判，目前对科举制度的解释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此外，由“国学热”所引起的对传统心性之学的尊崇，也宜作冷静的反思。总之，全面、客观地“阅读”，是传承历史的前提。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 |
阅读南宋的现实意义——包伟民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