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联系站长
加入收藏
 您现在的位置: 中华民族精神网 >> 文章 >> 中华概况 >> 中华文化 >> 诸子百家 >> 正文  
  专访王学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只复活儒学是不够的       
专访王学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只复活儒学是不够的
[ 作者:王学典 周家琛    转贴自:凤凰国学    点击数:498    更新时间:2016-09-17    文章录入:admin ]

 

 

2016年七月,第十一届国际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墨子文化节在山东滕州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韩国、日本、比利时的120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共论墨学复兴等相关话题。期间还举行了“跨越千年的藩篱——儒墨高端对话”,来自儒学和墨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儒墨异同”、“仁爱与兼爱的异同”等话题展开了精彩对话。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主持这次对话。会议期间,凤凰国学独家专访了王学典教授,他表示儒墨其实是高度互补的,单单复兴儒学是不够的,墨学也必须同时、同步复兴。而关于儒学复兴,他认为,儒学可以弥补自由主义的天然缺陷,只有和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儒学才能够真正走出去,甚至成为世界主流价值之一。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国学:王老师您好,在这次儒墨对话中您讲到一个观点,认为儒墨其实是高度互补的,甚至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您觉得这种高度互补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您能不能再详细的阐释一下儒墨之间的这种高度互补?

 

王学典:好的。这次的儒墨对话,我感觉是个创举。我们国家现在十分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海外文化的对话,这是很正确的,而且在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步骤之一。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传统文化自身各个板块之间也应该展开相应的对话。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后来传播进来的一些周边的文化因素,事实上它们都是构成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成分,所以中国文化内部各大板块之间也应该展开对话。这次墨子文化节期间特别安排了一场儒墨对话,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创举。因为国内各个文化之间,儒学和墨学之间、儒学和道教之间、儒学和佛教之间、儒学和传播到中国的基督教之间,都需要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各个文化板块之间壁垒和隔阂的。比方说,我们通常认为儒墨并称显学,两家是分属两个学派的。事实上,通过对话之后,大家发现儒墨两家共同构成了治理国家的一些很平衡的东西。

 

在这次儒墨对话中就涉及到了一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就是儒学是不是代表贵族的文化,或者我们不用贵族和上层这种概念,那它是不是代表精英文化,而墨子鲁班,他们自己说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也就是下层民众。无论学者之间的意见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问题在于,从长期来看,它们似乎是一个代表上层,一个代表下层,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反映了各自的呼声,但它们之间的隔阂并不像表面上呈现的那样大,实际上它们是互补的,而且是高度互补的。比方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既要反映精英阶层的诉求,同时也要反映普通大众的诉求。只有这两种诉求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那么这个国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过度的精英诉求会造成不平等,过度的下层诉求也会破坏社会的长治久安。民粹主义的东西也会破坏社会的长治久安。从一般民众的要求来看,作为个人的“我”是不会顾及社会未来的发展的,你首先要满足“我”当前的需要,至于社会长远的发展,可能并不在多数下层民众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儒墨两家,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就像儒墨对话中有些专家说的那样,儒学更多的是追求一些终极性的东西,这个社会长远发展的一些东西,根本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一般认为儒学是道德理想主义,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墨学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功利主义,墨学也有它理想主义的层面。但是儒学和墨学,一个是完全不考虑功利、效率、效果、效用的问题,比如孟子回答梁惠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说得非常清楚了,到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完全把功利排除在外,这纯粹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精英阶层才有理想主义者,为什么呢?精英阶层不需要考虑功利,他们日常的需求都已经得到满足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会去考虑人类更长远的发展。而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所谓的“鄙人”,也就是下层民众、贱民,这些人当然会首先考虑日常的需要,追求一些当下的、切身的东西。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很远大,前景很好,但是它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而精英对未来社会的追求是在当下需求已经满足的前提之下才出现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差异。

 

我个人感觉,儒墨之间可能分别反映了在治国理政上如何平衡上下层的需求和诉求,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但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墨子讲的“尚同”“尚贤”和儒家所讲的道德、次序,在对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上,我觉得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他们共处于一个社会发展体之间,如果破坏了这个共同体,那么他们就会同归于尽,所以,杰出的上层精英和杰出的下层民众的代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交叉的,他们之间在相当高的层次上是互补的。虽然在微观的、具体的层面上,他们是有不同的,但是在根本的目标上,我认为他们是一致的。

 

 

 

资料图

 

 

 

儒学是世俗的学说 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

 

凤凰国学:刚刚您在谈到中国内部各个文化之间交流的时候,说到了儒墨、儒法,包括儒学和西方传入的耶教,您在这里无疑都是以儒为先的。您是否是认为在当今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中,是要以儒学复兴为主力的?

 

王学典:我觉得儒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标签,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中华文化的整体包含着各个系统、各种要素、各大板块、各大学派。但是,如果给中华文化找到一个标示性的东西,毫无疑问会找到儒家,不可能找到墨家,也不可能找到道家,更不可能找到那些中国本土的禅宗之类。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儒学高等研究院,所以我就站在儒学立场上来说话,因为儒学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这次儒墨对话中颜炳罡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儒学能充当这个主流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能光说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需求,王公贵族的需求,严格来说它更多地代表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长期以来充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传统社会通过儒学在思想上整合了各个阶层。这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有它能够整合的魅力,它一定具备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包容的力量,否则的话它无法充当这个整合的媒介。这一点上,我们是必须得承认的。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各个系统当中,儒学毫无疑问处于主流地位,无论海内外,对此都是没有疑问的,没有人会用道家作为主流。当然,台湾有一位学者陈鼓应先生,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他认为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当然作为学者来讲,可以提任何一种学说,但是从海内外广泛的认同来讲,还是多数认同儒家的。

 

所以你之前提到的现在学术界讨论的儒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儒学可以作为一级学科,那么墨学可不可以作为一级学科?毫无疑问是不能作为一级学科的,道家也不能作为一级学科。为什么呢?儒学作为一级学科,它有着客观上的整个的学问的系统存在。比如它有六经,它本身的发展,从先秦到秦汉的经学,宋明时期的理学,再到乾嘉时期的朴学,再往后延续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考据学。我觉得这都是从经学中逐渐派生出来的东西。所以经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不是道家是主干。《诗》《书》《礼》《易》《乐》《春秋》,中国的文化全部都是从这六经当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道家、佛教、墨家等其他学说也都贡献了不同的力量,但是构成中国文化基本线索的东西、主干的东西、最具有系统性的东西、统合力的东西,这个是儒家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回避的。

 

另外,我个人感觉,儒家和其他各家比较起来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曾经做过儒学和佛教的对话,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后来又想做儒学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当然后来权衡了各种考虑之后,和伊斯兰教对话感觉现在还不成熟,这个课题就没有进行下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已经开展儒学和佛教等其他方面的对话,这次又开展了儒墨对话。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儒学严格来讲,无法和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学问进行对话。为什么呢?我觉得无论是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主张自我解脱,它们是宗教或者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基督教登天堂,佛教上西天,道教羽化成仙,全部都是个人的,全部是个体性质的。就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或者自我约束,或者忏悔,我怎么做人,所以它们整个的学说都是追求个人的解脱。但是儒学不是,儒学是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你看《礼制·大同篇》,它是主张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发展,整个共同体的提升,或者是最后的解放,所以儒学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东西,它是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严格来说,儒学是一个世俗的学说,是一个关于治国理政的学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所有这些宗教都不是关于治国理政的学说,都是关于信仰的学说,都是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面壁也好,诵经也好,做好事也好,忏悔也好,或者其他方式也好,最后实现的是个人的解脱。

 

在当今世界 儒学唯一对手的是自由主义

 

凤凰国学:儒家其实也是强调修己的,那么儒家的这种修己与您所说的这些学说里的自我修炼有什么不一样?

 

王学典:那当然不一样,儒家的修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不是为了个人解放。它是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一整套理论。从个人的本身做起,成为君子、成为士大夫、成为精英,变成一个真理的化身,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不是落实到我要上天堂。儒家全部学说都是这样。所以儒家的学说在和这些是无法对话的。我在儒学高等研究院,曾经请过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他说愿意就儒学和基督教发表他的看法,我就把他请来了,他费了很大劲,讲得也很好,但是他越讲,我越是觉得儒学和基督教无法对话。为什么呢?我最后的感觉是,一个世俗的学说、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无法和一个信仰的学说对话,它们最终的关注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尽管那位教授讲得非常漂亮,也很受欢迎,但是我越听越觉得这两者没有办法对话。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这个对话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一个是关于灵魂如何升天,一个是关于社会如何发展。它们不在一个平面上考虑问题,不是可以对话的学说。

 

 

 

 

 

所以儒学只有一个对话目标,那就是自由主义。当然儒学和墨学也可以对话。墨家它也有一整套设计,比如“天志”,根据天的意志来选择天子。什么样的人能当天子呢?他们认为必须是在道德上能站立起来,又有能力的人才能当天子。天子之后选三公,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宰相或者部长,然后再选下面的人,一层一层选,所以说墨家也是有一整套设计的。只是它的设计和儒家在某些方面可能不一样。儒家事实上并没有这些设计,比如天子怎么产生?儒家并没有说明,但是墨家就不一样了。墨家是带有民选的色彩,他们认为必须选择在道德上、能力上都能站得住的人来领导社会,把他置于最高的位置上,而这是根据天意来选择的,但是,墨学和儒学这两种学说都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是可以对话的。

 

 

 

资料图

 

 

 

但是儒学如果对外对话,我认为只能和自由主义。因为我们在协助许嘉璐先生做尼山论坛的工作,尼山论坛在选择对话对象的时候,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问题。我有一次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儒学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对话就存在我刚才说的问题,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和一个信仰的学说没有办法对话。虽然在道德伦理等具体层面上是可以谈的,但是本质上两家不在一个层面上。我觉得儒学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对话的对手,那就是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儒学唯一对手的是自由主义。

 

凤凰国学:您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儒学和自由主义对话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王学典:自由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比如国家政权怎么设置?怎么选举?国家总统怎么选举?权力怎么制衡?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选举,这是政治层面的;在经济生活层面,它有市场经济;社会层面有个人主义,高度尊重个人隐私。所以,它是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无论有多少缺陷,你得承认,它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学说。而且自由主义有现实的样板可供复制,可以供你欣赏,供你模仿,供你解剖。你要想欣赏自由主义的东西,你可以到欧洲或者美国这些地方去找,它有一整套设计呈现。当然自由主义未来的命运我们不好估计,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是成功的,它带给西方社会的是成功的。比方说腐败,至少不像中国这样面积如此之大,腐败的程度不像中国如此之深。为什么呢?政权的互相监督,言论自由的高度发达,舆论力量对政府力量的限制,民间社会对政府的限制,他们那里这些都很充分。自由主义指导的这些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它有它现实的功效性。所以我认为儒学应该和它展开对话。

 

但是自由主义也有它的问题,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缺陷。我觉得,儒家目前最重要的是和自由主义对话。为什么呢?在尼山论坛的会议上我曾经提出过这个建议,就是儒学要想走出去,要想取得世界性的影响,你必须和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学说进行对话,你不要和边缘性的学说进行对话。基督教就是边缘性的,它不主导这个社会,那是一种个人信仰,主导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是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虽然基督教在自由主义社会可以被借用,帮自由主义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不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学说,西方世界的主流学说是自由主义。所以儒学要想走出去,要想变成世界的主导价值,我个人感觉,如果想要按照中国政府现在的想法、诉求,扩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那就必须和主流对话。只有和主流对话才能变成主流,失败了也不失为英雄,不失为一个重大学说。你和边缘学说对话,成功了你也是边缘。就好比你和一个弱者打仗,一拳把它打倒,你还是弱者。只有和最强大的对手交锋,被对手打败了也不失为英雄。所以我认为,如果儒学选择和自由主义对话,便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比方说,最近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选举制度进行讨论,包括英国的公投,这种全民公决,多数选出来的能不能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怎么能得到保证呢?脱欧的公投结果最后大家都觉得是有问题的,根据报道,好像连英国的民众都后悔不迭,当然这真实不真实我们还不知道,至少从报道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从世界上来讲,大家是不希望英国脱欧的。在整个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中,从个体来讲,不该是越来越独立,应该是怎么实现区域共同体,然后走向社会共同的、整个人类的一个东西。因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发展,各个板块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原来的计划经济,不能说全部都坏,是因为计划经济它无法准确地计划,而不是计划本身是坏的,它是想消除浪费等这些东西。当然,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计划,我们无法预测整个市场的需求,每个人的需求,最后传导到一个中枢机构,然后由它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我们是怀疑这个计划不能真正的计划,并不是计划本身不好。如果真能按照计划发展,那当然会很好。比如城市的发展,如果一开始道路、地下管网等都是有规划的,那当然会很好了。而最近西方的选举制度,如美国的总统大选,我觉得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民粹主义的复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起作用是世界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会给未来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每人一票的选举正是奠基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大家认为大多数人的意愿会是好的,可这只是一个假设。全民选举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的,那么现在看来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所以美国的一些思想家,像安乐哲先生、杜维明先生,包括年轻一点的贝淡宁先生,他们都看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在治理国家时所产生的弊端。比方说选举,贝淡宁先生就提出一个概念,最近在理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叫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尚贤主义,墨子也讲“尚贤”,他对贤与能的重视远远比儒家更重视,因为墨子的贤还包括你的能力,从儒家来讲看不出来包含能力这个方面。墨子认为你不但要贤,还要有能力,能做成事情,因为他讲功利,讲效率。但是儒家不是这样,它强调君子人格,认为在道德上做一个完人,更多的就不再考虑了。

 

贝淡宁先生就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就是贤能政治,当然他是从儒家的学说来考虑贤能政治的概念的。他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虽然不是通过全民选举,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既贤且能的人,他无法最后被层层推举上去。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那么他在某一个层面上就会被淘汰了。最后推举出来的人,会通过各种考核和征求意见,包括同事的意见、下层的意见、领导的意见、周围人的意见,都要征求,然后在一定层面上能保证最后推举出来的这个人,虽然不能说完全贤能,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最大的贤能。这个它是能够做到的。所以贝淡宁先生认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共产党所推崇的贤能政治、层层选拔制度,而不是全民选举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而贤能政治恰好也渊源于儒家的理想,对贤能政治论述最好的正是儒家学说,所以我认为在自由主义和儒家的贤能政治之间可以展开对话。就是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和比较严格的贤能政治,它们的优劣如何,是可以对话的。你不能说贤能政治一点不好,当然首先得保证真是既贤且能。

 

另外一点,我觉得国家、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自由市场也可以对话,尤其是和发达国家。比如说,中国能不能完全和西方一样,通过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产生完全来自民间的纯粹靠资本本身发展的力量?这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能不能生存?我持怀疑态度。当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我不知道华为这种情况是不是真正的民间资本,我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我对这一块没有研究。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了,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从所谓的农耕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奥秘就是政府主导,而不是西方的那种市场主导。那么,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和这种崇尚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之间,在发展道路和效率上,我觉得是可以对话的。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而言,我如果完全采取自由市场的态度,政府一点不管,有没有可能?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说中国的高铁,当然,中国的高铁在世界上也并不是完全受欢迎,但是中国高铁至少已经具备走向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可是,中国高铁如果不是由政府在做,而是放由自由资本去做,有可能产生这种力量么?没有可能!我觉得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包括中国,如果不是政府背后作力量,全靠自由资本的力量,是无法和美国的通用公司、日本的三菱这些百年发展的公司角力的。你有力量和能力与它们角力么?早被它们扼杀在摇篮之中了!。所以按照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想法,就是单靠民间的自由资本来做,政府不要起作用,某个东西或者某方面短缺,各种东西会主动涌来,然后市场会自我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不需要政府插手,政府插手反而会带来很大弊端。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这个形式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给传统文化洞开了方便之门

 

凤凰国学:在我国,政府主导这种发展形式其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刚刚您也讲到贤能政治也渊源于儒家的理想。那么对于这两者,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学典:实事求是的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外壳,最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思想。你看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当中,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仔细对照的话,和以往的提法有很大不同。当然这个不同也不一定是从习主席开始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了,毛主席也有这个提法,以往我们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现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非常突出一点,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并没提我们要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异。不是一般的差异,是很大的差异。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那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很自然的,也完全可以提。但是,习主席没有提。尽管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讲话当中用一节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做了大量的阐述,但是他并没有说要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个差别在于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它会排除其他的理论成分、思想成分,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它给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各家学说进入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洞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习总书记这次讲话,我的感觉是他的关注点是在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分类框架下,如何容纳传统文化,如何把传统文化纳入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中?而在这之前,传统文化是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因为这个体系整个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研究政治学的人,很少阅读中国的传统政治文献。他们阅读的是什么呢?《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这些西方的著作,他们不阅读中国的,很少注重中国的政治实践,他们研究的都是西方的政治问题,回答的是西方的政治命题。所以,这次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觉得差异就在这里。这和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把十八大和以往的加以比较的话,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主导上,没有任何变化,甚至于强调得更充分了。唯一重大的变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尊重程度的变化,所以说习总书记到曲阜去,这是带有极大象征意义的事件。

 

而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应该在闭关锁国中进行,你必须打开国门去和别的学说去竞争。所以,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对话,我觉得这是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刚才说的由国家政府主导和自由市场完全可以对话,儒家的社群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完全可以对话。个人主义走向极端能行么?肯定不行。尤其是当今世界,那肯定是不行!甚至于三权分立与党的领导,我个人感觉也都可以对话。我觉得,儒学要想走向世界,要想实现真正的复兴,它必须和当今世界占主流地位的那个学说展开深度对话,然后在这个对话当中来丰富自己,甚至于通过对话来吸取对手的长处,然后把对手吃掉,这都有可能。就像唐代的学说,佛教传过来之后,儒学和佛教对话的结果是理学的产生。儒学和佛教的对抗,成功地吸取了佛教里的一些成分,然后它自己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变成新的学说——理学。宋明理学产生以后,一直到清末,那都是理学的天下。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第一,一定是奠基在儒家的基础之上,奠基在中国传统文化各个要素的基础之上,包括墨家;第二,它必须和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进行对话;第三,它必须把对手最好的成分吸收过来,然后有没有可能像当年儒学和佛学对话之后产生了新理学,我们今天能不能和自由主义对话,最后又包容了自由主义,成功实现了儒学的重新复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感觉很难说,很难说没有这种可能。

 

 

 

 

 

儒学和自由主义进行对话,它不但可以在具体的层面可以对话,贤能政治与全民选举,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三权分立和党的领导,它不但在这些具体层面,还可以在最高领域进行对话。比方说,自由主义看到了人性的恶,然后要用制度来限制。它并不是没看到人性的善,只是更多地看到了人性的恶!那么,对于人性的恶该怎么办?它认为通过个人修养不能解决,必须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把政府人员关到笼子里,克服人性恶带来的那些弊端。也就是说,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抑制现在人性的恶的成分的释放,不能让它释放,让它处于压抑状态。自由主义比较高的理论预设是对于人性的预设,它认为人性比较恶、比较差劲,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兽性,这是形象的说法了,事实上的复杂程度远比这要高,既不是单纯的兽性也不是单纯地天使,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儒家则更多地看到了人性的善,它把善给凸显出来了。我觉得墨家也是这样,你看墨家和儒家虽然对立,但是在人性观上没有对立,都是性善论,这个在《孟子》当中阐发的比较充分。“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后来对性善论的发扬,但它也不是没有看到人性的恶,只是它认为应该更多地提升、释放人性的善,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最大限度的释放上。所以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它不太重视制度的建构。但是问题就在于,人性恶的释放是在人生存的层面上的,比如物质短缺,人吃不饱穿不暖,这时候人顾不得修养,顾不得廉耻,“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不足而让他知荣辱,是比较困难的。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富裕程度的增加,衣食温饱的问题都解决了,恶的释放作用的空间和基础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多。我看到一本书,西方人写的,他认为世界上的战争、暴行、暴力在减少,别说和几个世纪以前相比,就是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暴力、战争行为都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多,他认为这是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反映出一种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对人性的终极估计上,究竟是善能占主导地位,还是恶能占主导地位?不好说!

 

儒学要真正走出去 必须打造出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

 

凤凰国家:这个时候儒家的思想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作用了。

 

王学典:那当然。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究竟是按照自由主义的设计来进行,还是按照儒家建立在善的基础上来进行。双方关于人性的预设,也是可以对话的。我们的《文史哲》杂志,2015年就举办过一个高端论坛,就是人性善和人性恶,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对话不但在具体的层面上可以进行,在一些终极的层面,更高的预设层面也可以进行,使这个对话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从儒墨对话谈到的儒学和自由主义对话,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

 

另外一点,儒学要想真正地走出去,甚至于变成世界的主导价值之一,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儒学必须打造出一个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美国提供了一个范例。我到美国看看,回来以后说美国很好啊。你到美国看看也说美国很好啊!社会稳定,人民各得其所,尽管有贫富差异,有精英、巨商、豪富,但是平民也能活得下去,然后言论自由,都很好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儒学之所以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现在就缺乏一个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造就的一个高于自由主义的,或者比自由主义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产生了,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变成可复制的、可效法的、可观摩的、可移植的了,可以以我为蓝本,就像很多国家以美国为蓝本来改造本国一样。

 

其实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会有它的问题,我们到美国,到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一点。比如说他们对老人尊重不够,代际之间不互相帮忙。如果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中国尊尊亲亲的生活方式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你到美国的超市去看,一个美国年轻人有三个孩子,到超市去购物,肩上背一个,前面挂一个,小推车上又一个孩子,你看不到有老人在旁边帮忙,凡是老人在旁边帮忙的,都是中国漂洋过海去照顾自己孩子的,这个就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而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帮我照看孩子,我也不给你养老。你看美国的老人他们宁愿独立,也不参与孩子的生活。他才不给你看孩子呢!美国的都是自我照看,你很少看到美国的父母亲帮着儿子带孙子,只要是漂洋过海帮着儿子女儿带孙子的,那都是中国的。所以,美国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尊老不够,人间温情不够,这是其一。

 

另外一点,就是权利义务太清楚、太对等,划得太清楚了。我没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义务,就更不要说奉献之类的话。他们是一种契约精神,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帮我带孩子,我也不帮你养老,每一代都这样,当然这个好不好我们不敢说。但是,中国人到那儿去你会感觉有一点点不习惯,这个不习惯就是人间温情不够。

 

那么问题在于,认识到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缺陷之后,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比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更富有人间温情的,高于自由主义的,而且是按照儒家的原则组织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我觉得这攸关儒家的存亡,如果打造不出来,就不要谈什么复兴。你说你的学说很好,我按照你的学说的基本原则能不能造就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完善的生活方式。所以,按照我的说法,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造就一个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来组织的,高于自由主义的,更富有人间温情的,克服自由主义缺陷的,更完善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这个生活方式能够造就出来,你根本不用宣传儒家,它自动会走向世界,就像自由主义不需要主动向世界推销,而大家主动向美国跑是一样。

 

而且,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就曾经造就过这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唐代。当时中国的长安,按照现在的说法有一百万人口,波斯人、日本人等大量的外国人,很多在中国住下不走了。为什么呢?唐代的人,彬彬有礼,人人都是君子,大唐在当时被视为君子国,所以我说中国的唐代就是现在的美国。所以说,按照儒家的原则,按照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来造就一个高于其他各国的可供效法、可供移植、可供模仿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很有可能的。中国就曾经造就过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唐代。

 

我有一个同事曾振宇,他在政协会上反复提案,要在曲阜造就一个儒家文化特区。当然我也参与他这个方案的制定,也协助他去推广这个方案。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去造就一个新的可供模仿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叫文化特区,就像深圳特区是一样。你想看改革开放的成就,你到深圳去看看;你要想看到一个未来的更能让大家接受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以曲阜试点为样板,然后逐渐推开,形成一个再造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大势,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攸关儒家文化的生死存亡,攸关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也攸关中国道路最终能否成功!

 

中国道路不是简单的经济道路,也不是简单的政治道路,更不是简单的军事道路,它是一个文化道路。就像这次明确把文化自信放在三个自信之后,而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文化自信更基础、更深厚、更有代表性。他事实上看到了这个文化的力量,而文化的力量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上。如果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打造出来,我觉得世界上就出现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国的,一种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就PK,中国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成功克服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天然缺陷,那当然会更好。

 

关于这一点,我们理论界曾经有人提出过,要打造一个东方伦理型的市场经济,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就像贤能政治这个概念是一样。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也是可以在经济生活当中探讨的,西方的那种一副冷冰冰的自由交易在中国的伦理网络当中,让它具备一定的人间温情没有坏处。西方讲契约,中国追求的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个好像比契约更结实,这个不好么?这个非常好啊!比方说西方人讲究独立自主,中国人讲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1943年的时候,当时北方打仗,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昆明一带是相对稳定的地区,大量的中原人都涌向云贵高原,政府当时又正忙于抗战,这一批到云贵去的人,最后全部消融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老乡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人文网络之中,并没有政府去来帮忙。这有什么坏处么?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砸三铁”、“ 买断工龄”,有一大批工人下岗,这一大批工人最后并没有成为国家的负担,而是全部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渡过了难关,这是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如果这一批人放在西方,那根本不可能,亲戚朋友谁会管你。只有在中国这种比较讲究人伦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的社会当中,他才能被接纳,最后慢慢地被这个社会消化,从而把这个危机消灭于无形之中,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也就是说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移植到中国来,它能不能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而这个烙印能够弥补契约的某些不足。比如订下一纸合同,翻脸就没人情了,我觉得这就不符合中国人的做人原则。因为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和谐社会嘛,这样人与人相处得比较舒服!

 

单单复兴儒学是不完整的 墨学也应该同时、同步复兴

 

凤凰国学:习总书记讲话之后,传统文化的回归,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而在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好像更加强调儒学,相比之下,对墨学的关注和弘扬力度似乎不太大。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王学典: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欠缺。既然儒墨有一个高度的互补性,那么单单强调复兴一家而冷落他家,那肯定是不完整的,这个复兴是不完整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复兴儒学一点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应该复兴其他学说,把其他学说的优秀成分有效地融合到当今的文化创造,新的文化形成当中去。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一个新文化,不是儒学的简单复活,我就不同意目前有些人说的儒学复活以后就可以了,不是!必须创造一个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根基一定是中国本土的,这是没问题的。而中国本土的墨家学说同样是构成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一,那么它既然要深植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之中,毫无疑问墨家和儒家都是构成这个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没问题。而且我刚才说了,儒家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它是有欠缺的。我不同意把儒家学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一点缺点都没有,是绝对完美的,像绝对真理一样不需要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它还需要其他学说的补充,它自身是有缺陷的,这个是必须得承认的,你不承认这一点还怎么发展?这种缺陷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反映出来了,不是现在才反映出来的,其他学说之所以可以和儒家争辩其实就说明了儒家自身是有缺陷的。墨家为什么是产生于儒家?就是看到了儒家学说本身的问题,它要矫正这些问题,在矫正的过程当中自称一家。墨学本是儒家的一脉,可是“附庸蔚为大国”“尾大不掉”,最后它变成另一种学说,独立起来了,这是墨家的由来。它看到了儒家文化成分的局限性,或者是某种缺陷、不足,它起来矫正,然后自成体系。所以墨家来源于儒家,吸取了儒家,但是它又自成体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最后独立,形成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墨家学说。所以我认为,在儒学复兴的同时,墨学也应该同时、同步复兴。

 

 

 

资料图

 

 

 

凤凰国学:那么您觉得,墨学的复兴有什么时代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

 

王学典: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大,至少在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郑重考虑。其中一点,刚刚已经谈过了,墨家特别主张“尚贤”,他们很重视所使用的人。墨家是一个社会组织,在当时是个民间团体,而且这个民间团体,要是打起仗来,他们是舍生忘死的,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墨家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而墨家群体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高度认同感、凝聚力,纽带这么强,我觉得跟它的“尚贤”有关系。他们的领袖叫巨子,就像天子一样。这个巨子必须是贤能皆备,就是现在的德才兼备的。墨家对尚贤的推崇和阐发是高于儒家,比儒家还更加强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是墨学必须复兴的理由之一。

 

另外一点,就是墨家的“兼爱”,它的“兼爱”在理论界认为是关爱人类集体。真的是不分远近,不分彼此,尽管做不到,但是必须去追求,必须有这样一个原则,我不能光爱身边的人。儒家的爱是由内一层层往外推,是推己及人的。投一个石子到水里去,波纹逐渐扩大,儒家爱的表现便是如此,一个圆圈、一个核心,然后从核心圈不断扩大,这是儒家爱的一个表现。而墨家则主张必须同时施爱于所有的人,因为它是产生于儒家,它看到了儒家尊尊亲亲的局限性。比如儒家说亲亲,那尚贤怎么办呢?我如果不把所有人当做同等的人来对待,我这个尚贤怎么落实呢?亲亲是第一要义,按照儒家的核心来讲是亲亲尊尊。亲我所亲的人,尊我所尊的人,你想想我这个尚贤怎么落实啊?我觉得墨家肯定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要广爱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是不分彼此,不分男女,不分地域,还不分过去、现世和未来,都是同等的。这样它尚贤的主张才能落到具体的层面上,才会有逻辑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推崇的。

 

还有一点,墨子特别具备科学精神,这个是儒学没有的。中国的传统学说,在先秦时期,各家之中只有墨家对自然科学研究到如此精深的层度。而且它也特别讲究逻辑和论证,这个在儒家学说中都是没有的。儒家是个伦理学说,老实说它认为的一些东西都是天赋的,是不需要论证的,是不证自明的。在它看来,仁啊,爱啊,这些都不需要证明。但是在墨家,所有概念的成立都是经过论证的,都是经过质疑和辩论的,因为它本身是在辩论当中成长的。它要从儒家脱胎出来,要反驳儒家,就必须提出相应的理由来。我既得看到你的缺陷,也得证明我的主张的合理性在哪里。所以它讲究科学精神,讲究推理,讲究逻辑,讲究论辩,而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的。而且我觉得墨学之所以只会在二十世纪能够复兴起来,正是因为它暗和于二十世纪的主题——科学和民主。没有这个前提,它就不会复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1919年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其实已经在重造墨家店,这是两种并立的局面。一方面在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在再造墨家店,比如梁启超、胡适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墨家的主张符合二十世纪的主题之一——科学。他们认为西方的声光化电在中国的墨子这边都能找到根据,都是可行的,中国历史上就有过。这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问题,这确实是有文献根据的。

 

墨家的学说是唯一一个沉默了两千年,既没有人宣传,又没有人去篡改的学说。它被冷落在一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都是直接的先秦文献。为什么墨家的书难读,比儒家的书难读?儒家的书是一代一代在训释,在阐释,甚至于还在改动。但是墨家沉默两千年之后,拿出来还是两千年前的东西,它正是那个时代原汁原味的东西啊!没有比中国的文字、文献能把我们更多地带到当时的那个所谓现场之中。中国之所以不能够灭,中国文字功劳之大难以估量。只要一看汉字就知道回到了那个时代,只要一看线装书就回到过去的时代。别忘了,这些东西都是又传播到现在的!

 

仅就这几点,我认为墨家确实应该复兴,独独强调儒学的复兴,我觉得是有些局限性的,而这些缺陷通过墨家的复兴能够得到弥补,所以我认为它们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成分,而且这些有效成分之间可以互相弥补对方的弱点,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整体的、可供继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遗产。

  • 上一篇文章: 专访李存山:儒家有与时俱进的传统 人权高于王权

  • 下一篇文章: 《易经》64卦中的64个惊人智慧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点文章
  • 陈云:毛主席一个无可比拟…[54]

  • 怀念科学巨匠竺可桢[56]

  • 吕本中:《官箴》[51]

  • 陈立夫直评蒋经国对“台独…[51]

  • 《帝范》全文[54]

  •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任正非:全面提升软件工程…[11]

  • 任总在专委会建设思路汇报…[12]

  • 殷志峰:无为而治[13]

  • 任正非:一个职业管理者的…[11]

  • 关于AI和大模型 工信部、上…[12]

  •  
     相 关 文 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3  中华民族精神网
        站长:谢昭武 QQ:314877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