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个群体常常被史家忽视，不论官修历史，还是相对独立的民间历史叙事，似乎都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那就是商人阶层。这本也可理解：在我国古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话语权最弱，而且对社会变迁的作用也确实并不显见。可是到了近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五口通商和清朝“自改革”的推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终于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在我国通商口岸大规模兴建工厂，由此刺激了清政府，作为回应，政府也开始允许民间办厂。一个全新的本土企业家阶层从此兴起，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艰难险阻，逐渐壮大。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阶层的命运被又一次大变局彻底改变。

　　从洋务运动算起，这是一段长达70年的漫长历史。自上世纪50年代后，就少有人试图去追述这段历史，尤其那些精彩绝伦却又充满无奈的个体——中国近现代的大企业家了。这种情形直到近十多年才得以改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这些实业先驱的功业重又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坊间陆续出了些相关传记和研究论著。其中，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影响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是一部厚实的学术性著述。为这本书，傅先生从江南启程，一路追寻到西南，又耗费了两三年时间阅读和爬梳史料，准备了四五年，才动笔。这种审慎细致的写作态度，在今日也算得上罕见了。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还是眼光，也就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史识”。读这本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那种历史洞察力，也就是从各种看似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中，勾勒出一个人的精神肖像、一个群体的精神面貌，整合出对读者观念具有冲击力的视角和观点，且经得起质证的能力。

　　比如作者提出的“实业家”概念，就是对这个词的重新定义。在作者看来，过去常用的那个含有高度政治含义的“资本家”，完全无法包含“实业家”这个词的精神意味。盖因所谓“资本家”，至少从字面上看，只突出了其拥有“资本”，而“实业家”，指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甚至将企业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大商人。这样的人，有经济创造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在价值观上，既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帮助推动着“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等理念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也由此塑造着他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兼有家国情怀和经商能力的一代大商人。

　　说是“一代”，其实这本书里讲述的大商人的故事，从清末状元张謇办厂开始算起，到民生轮船公司的传奇总经理卢作孚，前后五十余年，可说是跨越了几代人。

　　很多人都觉得，张謇这样的书生，怎么就成了中国近代本土实业家的先驱呢？可就是这样一个读书人，中状元后仅过了两年，就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家乡南通开办了第一个纱厂。整个创业过程充满了艰辛。一开始，张謇和其他董事想通过官招商办的形式，为企业筹集资金，但募股公告在媒体刊登了数月，应者寥寥。这条路只得放弃，改为官商合办，尽管募股同样困难，但历经坎坷，在与盛宣怀签订了合办协议后，总算是把大生纱厂办了起来。此后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直到资金链断裂，又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加上企业内部不团结，导致这艘民族工业大船触礁搁浅。不过，在大生纱厂之外，张謇的事业还是留存了下来。从1905年起，他就在南通主持地方自治大业，兴学、修路、种树，还在全国最早办了电厂，通了电灯。在短短十多年里，就把原本不成规模的南通城，建设成了全国模范城，引得国人争相效仿，张謇也随之被称为“南通张”。正是因了张謇的眼光和魄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南通城。这位状元还倡导“营志重于营利”，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由他信任的学生管理，主要工作就是开垦荒田，为后代留下更多可用的资源。他深知，这是一桩与公益有关的事业。在南通，除了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做，因为这终究是赔本买卖。这桩事业，尽管很不顺利，却替垦荒这件始终不太为人重视的事业开了先河，也算是张謇给南通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

　　说起来或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本书里描写的所有实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书生气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是个“读书人”。这里所说的“读书人”，未必是说他们都具有和张謇一样的状元头衔，或都像穆藕初、范旭东那样，有过留洋经历，而是他们身上都有读书人的气质。无锡荣氏兄弟中的弟弟荣德生，虽只念过五六年私塾，但传统文化教养却不浅，著有《人道须知》、《乐年自订行年纪事》等，还创办了江南大学，请到钱穆等名家，为保存江南文脉出了大力。

　　在他们身上还有极为难得的担当精神，为企业，为民族利益担当，必要时，甚至可牺牲企业利润。最典型者，莫过于在抗战之初组织了被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早在卢先生在实业界站稳脚跟前，就有周善培、梁漱溟等知名人士赏识其人品和才能。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靠着仅有的22条中国船，外加两艘挂法国国旗的船，承担了90%的运输量，却只收取极低廉的运费，这部分损失在当时就高达400万元，而且还要经历无数命悬一线的风险，但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员工，就是靠着“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的企业精神，在腥风血雨中，完成了整个撤退计划，为工业保存了实力，给中国抗战胜利增添了希望。论学历，这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仅仅小学毕业，当罗家伦邀请他上大学讲坛时，他自嘲为“小学博士”。今天的企业家们简直无法想象，当年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卢作孚却不是多么有钱的人，他和家人一直都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这位大老板一直穿长衫，连西服都是访美时听朋友建议才定做的。资金都用到了企业发展上，个人没有任何享受。时过境迁，这样的做法说起来虽有些过时，不合现代企业理念，但在卢先生创业的年代，以及在此之前，很多企业家，都是靠着勤俭才创出了一片天地的。张謇的日常生活也一直很简单，午饭算是吃得丰盛些，也不过是四菜一汤，而且与佣人一起进餐，直到晚年才修建了几处别墅。荣德生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可惜，当时军阀混战、外寇逞凶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善待这批心怀天下的精英。书中用不少篇幅写了大商人在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博弈。这注定是一场又一场败多胜少的“战役”，却常需耗尽企业创始人及领袖所有精力，只为他们手创的企业不被觊觎、不被吞并。书中写到的几乎每位企业家，都有过这样被推到绝境的经历。比如张謇的大生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是获利全分，但首先支付的一定是官利，也就是官方股份的红利。而即使是在公司经营最为困难的时候，张謇也不会拖欠官利，甚至无奈之下，不惜抽调股本，尽管他很清楚，这将使企业运转更加困难，但也毫无办法。

　　荣氏兄弟的企业，更是深受权力的染指和侵害，差一点就没能从搁浅中走出来，被宋子文的资本生生吞并。宋子文很早就觊觎申新，想要由官方资本控股，最后由于跟荣家交好的银行家陈光甫和李芸侯的介入，宋子文的意图才没有达成。还有1946年轰动中外的荣德生被绑架事件，也是颇为蹊跷，很可能是一起官匪勾结的敲诈案件。此后内战打响，货币严重贬值，荣家的财富瞬间大量蒸发，让创始人之一的荣德生悲愤不已。还有“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改革开放后，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的企业界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也慢慢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了已远去的那几代曾经叱咤风云的实业家群体，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中国人的经济创造力，敢于冒险、勇于创业的精神，发现了他们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南通模式”、“荣宗敬速度”中体悟到了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内涵。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实业开拓发展的方向，他们毕生的辛劳与探索积淀成了一份最宝贵的财富，有待于今天新一代创业者、实业家好好继承并发扬光大。